从美国回国读书的女孩告诉你一个真实的美国教育

　　翘翘的马尾辫，充满青春气息的穿着，阳光般灿烂的笑脸，眼前的张驰和每个刚刚拿到录取通知书的孩子一样，眼睛里写满了轻松和愉快。让人怎么也想像不出，这位可爱的“邻家女孩”在同学眼中是个很有传奇色彩的人物。

　　张驰在北京上的小学，后随父母到美国读了初中，刚上到九年级（相当于中国的高中一年级）又因父母工作的原因回到了中国。

　　张驰并没有在北京继续上高中，而是到了号称“高考集中营”的河北省一所县中度过了3年封闭式的高中生活，并且参加了今年的高考。

　　这样的经历在同龄人中已经算得上传奇了，更让身边人惊奇的是，刚回国的张驰除了英语比别人学得好以外，其他学科成绩都不怎么样，数学只能考20多分，但是3年后,张驰的学习成绩已经攀升到全年级第二，最后的高考成绩是586分。

　　有人说，中国的学生学习负担太重了，中国的高考太摧残人，中国的教育把学生都变成了考试机器，对于从轻松自由的美国回来的张驰来说，这样的感触是不是更强烈？但是当问到张驰怎么看待自己的经历时，她却说：“我不后悔回国度过的这艰苦的3年，这3年让我明白了很多道理，也长大了很多。”

　　在美国，每个学生都会被称赞，但一切都得靠自己

　　“初中3年的学习真的非常轻松”，张驰说出了很多人对美国教育的印象。

　　“在美国，得全A或A比较多的学生会被学校奖励看电影”，张驰介绍，3年中这样的奖励她经历过几次。

　　张驰应该算班里学习好的。但在美国，张驰并没有像在中国学校那样，因此被人另眼相看。“人们不会因为你学习成绩的好坏决定是否跟你交朋友。”张驰说，“相反，人们会觉得只会学习的人是怪人，同学们会疏远他。”

　　在美国校园里最“风光”的是球队的队员和拉拉队队员，“每个男孩都盼望自己能成为球队的一员，每个女孩都希望自己能穿上拉拉队的队服”，张驰说。

　　当然，在美国上学也有各种各样的考试，每学期结束的时候，学校会把学生的学习成绩寄到家里，所以，每个人的成绩只有自己知道，同学之间不会相互比较。

　　“不比较，并不是说学习成绩不重要，只是学习成绩不是惟一重要的”，张驰说，在美国上学受表扬是家常便饭，有的人是因为问题回答得精彩，有的人是因为讲了很棒的故事，有的人是因为帮助了别人，有的人则可能因为换了漂亮的发型。

　　于是，在美国的学校里，学生看起来十分轻松自在。每个人都可以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因为“无论你做什么，都有可能得到肯定”。

　　“不过这种轻松并不是绝对的”，张驰介绍，同样的作业有些学生几天就能完成，有些学生则要忙上半个月、一个月。

　　美国老师的作业很少有对错之分，每个学生的想法都会被认为是有道理的，老师也不会督促学生学习，当然更不会强迫学生学习，“正因如此，在美国要想做出成绩要完全靠自己”。

　　一次历史课上，老师给学生布置的作业是，通过阅读资料来介绍“美西战争”（美国和西班牙之间的战争）。这种作业在中国的历史课堂上也非常常见，张驰便做了起来。

　　但查过资料后张驰发现，书上对美西战争的介绍有很大的不同，就连最关键的要素：到底是谁先发动的战争，都没有统一的意见。这让张驰多少有些意外。“在中国的课堂上，老师让我们学习的通常都是有定论的、有普遍认可结果的知识，这种怎么也找不到标准答案的作业多少让我有些不适应。”张驰说。交作业的时候，同学们的答案五花八门，只要能讲得通的答案，老师都会给予肯定。

　　“学生完成一份作业并不难，但是要想很好地完成一份作业则挺难的”，张驰说，美国学校更注重的是培养学生运用知识解决问题的能力，作业完成得怎么样完全取决于学生的阅读量，“所以，学生想取得好成绩就需要自己大量阅读相关资料，不想努力的话，成绩也不会很差”。

　　在中国，每个孩子都觉得自己跟别人有差距

　　“刚回北京的时候真觉得太不适应了。”张驰说。在美国过惯了自由生活的张驰只有一个要求：给自己找一个能住校的学校。

　　为了满足张驰的要求，也为了让她能尽快补上落下的基础知识，张驰的父母给她找了北京周边一所县级中学，学校实施半军事化的封闭式管理。很多北京家长把管不了的孩子送到这些县中。

　　虽然在回国前张驰已经做了充分的思想准备，但是真回来了才发现，中国和美国的教育相差太大了。

　　刚进学校的分班考试就给张驰来了个下马威。

　　张驰考试成绩排名1004名，全年级共有1500名学生。得知这个成绩后，爸爸的一句话让张驰的眼泪一下子流了下来，爸爸没有批评张驰，但悠悠地说了一句：“这个名次是在考验我的数字能力，我还从没有见过这么大数字的名次”。

　　紧接着是听不懂的理科，尤其是数学。“我终于了解了听天书的感觉”，高一那年张驰的数学课几乎没有及格过，有时仅能考出20多分。

　　“从回来那天起，我时时刻刻都能感觉到自己和别人的差距”，张驰说。

　　学习成绩不好，没完没了的考试排名，周围同学营造的努力氛围，让张驰一下子感觉到了压力，这份压力从回国上学的第一天起就如影随形地伴随着她。

　　变化是从高二开始的

　　班主任换成了数学老师，迫于班主任的压力，张驰开始试着认真听数学课，听了几节课后，发现数学并不是自己想像的那么难，数学题也不像过去那样完全无法攻克。

　　张驰的数学成绩飞快提高，考试成绩也很快摆脱了1000名，向500名进军，紧接着进入前150名、前50名，前30名……“我第一次体会到了学习的乐趣，体会到了解出一道难题的愉悦”，张驰说，虽然没有了美国老师随时随地的表扬，张驰却体会到了另外一种从来没有过的快乐，“我发现了一个全新的自己，原来只要我努力了，我还能做得更好”。

　　成绩好了，却经历了从未有过的巨大压力

　　“如果我现在还留在美国，我可能无法发现我还有这么大的潜能，我可能无法发现我还能这么努力，我可能无法发现我能做得更好……”没想到，“残酷”的学习生活却给张驰展开了一个全新的自我。

　　但是，新的问题又来了。

　　张驰的成绩节节升高，一举考出了个全年级第二。“已经考到最好了，下次还能怎样？”张驰忽然找不到努力的方向了，更重要的是她无法想像下次考不好该怎么办。

　　从未有过的压力笼罩着她

　　“那几天是我有生以来度过的最可怕的日子”，张驰回忆说。

　　宿舍里的同学都在看书，她却什么也看不下去，只能睡觉。可是睡也睡不踏实，旁边同学只要一翻书“我马上就会被惊醒，以前从来没有觉得翻书的声音那么可怕过”，张驰说，“过了一会儿，我又迷迷糊糊睡着了，可是又一个翻书的声音在耳边炸响。”她一下子清醒了。躺在床上眼睁睁地瞪着天花板，等待着同学下一次翻书的声音。

　　夜深了，翻书声换成了同学睡熟的呼吸声，可是张驰却怎么也睡不着了。

　　失眠。

　　夜里睡不着，白天为了弥补自己因为缺觉而可能出现的学习效果差而更加努力学习。

　　几天下来，张驰再也坚持不住了。拨通了家里的电话，“听到爸爸的声音时我已经泪流满面”，爸爸没有说很多，只是告诉她每个人都只有努力才能获得成功。

　　张驰意识到自己不能再这样了，只有凭自己的努力才能从现在的状态中走出来。她首先不再去想名次的事情了，绷紧的弦松下以后终于睡着觉了。

　　张驰还仔细对比了自己和其他同学的学习方法，发现自己很难像其他同学那样每天抱着书不停地背，她更喜欢看书而不是背书，这也曾经是张驰巨大压力的来源之一，她觉得自己不如其他同学努力。后来她发现，用“看”书的方法，只要多看几遍，就能自然而然记住了，而且会记得比较牢固。

　　于是张驰把省下来背第二遍、第三遍的时间用来读书、画画，成绩更稳定了。重要的是，她学会了自己排解压力。

　　终于挨过了恐怖的高考

　　“如果让我再重来一遍，我觉得自己可能不能做得像现在这样好。”张驰说，“不过，我很庆幸自己坚持下来了。”

　　很多人认为美国教育能更好地培养人的综合素质，所以很多人问了张驰相同的问题：能在这么短的时间把在美国落下的知识都补回来，而且在高考中考出相当不错的成绩，她的后劲来自哪里。

　　“我不知道如果我还留在美国会是什么样子，但是我知道，回到中国这3年紧张的生活，让我长大了很多，真的懂得了‘无论在哪里要想成功都只能靠自己努力’的道理，也知道只要努力自己还能做得更好。”张驰回答。

　　我在美国拒绝填答的试卷

　　到现在张驰还能清楚地记得自己离开美国前两天参加的那次考试。张驰准备离开美国时，九年级的学习即将结束，为了能得到九年级结业考试成绩，张驰先同学几天单独参加了九年级结业考试。

　　最后一门是历史。

　　选择题都回答得非常顺利，但是看了问答题，张驰的心一下子被刺痛了。

　　卷子上是一幅幅的漫画，内容都与中国、中国共产党、共产主义等有关系，“当然不是很友好”，张驰说，题目的量很大。

　　“我当时很生气”，张驰说，“这是在美国，试卷上有类似的题目是可以理解的。”让张驰非常气愤的是，考试的内容是历史课的一部分内容，当时上课讲到的内容除了中国，还有前苏联和其他国家，还有战争、人权等多方面的内容，“但是试卷上只有跟中国有关的内容”，“我非常生气，没有回答就离开了”，张驰说。

　　“以前在国内的时候，很少考虑‘中国’、‘中国人’这样的问题”，张驰说，到了美国以后，她才意识到自己在别人眼中变成了中国的张驰，她开始在意别人对“中国”和“中国人”的看法了。

　　“虽然在美国的学校里，每个同学都有相同的受教育的机会，但是我还是时不时能意识到，外国人跟美国孩子是不一样的。”张驰说。

　　张驰上初中的时候有一个俄罗斯的同学，因为从外形上看与美国人没有太大的区别，再加上她开朗大方的性格，在学校里很受欢迎，但是，当有一天她无意中说自己来自俄罗斯后，过去和她交往的美国同学突然间开始冷落她了，原来经常参加的聚会也都不再有她的身影了。

　　“这就是美国”，张驰说，给你表面上看起来非常不错的教育，但是又总能在某个不经意的时候让你知道，你远远还没有进入到他们的社会中。

　　不管在中国还是美国要想成功都必须付出努力

　　“说到底，留不留学、上什么学是孩子自己的事，家长不能用自己的想法左右孩子。”张驰的父亲张先生说。张驰从中国到美国又从美国回到中国并参加了高考，在这个过程中，张先生从来没有事先把自己的感受强加给张驰，即使在张驰艰难地适应国内高强度的高考训练时，张先生也“从来没有同情过张驰”。

　　“我一直想让张驰明白，在中国也好，在美国也好，要想成功必须通过自己的努力。”张先生说。

　　但是，张先生的做法并不是每个家长都认同。

　　“现在不少家长把出国留学当成了孩子高考失利的垫底儿”，北京东方国际教育交流中心多年从事出国咨询工作的姜先生说，“这样出去的孩子很难成才”。

　　张驰的父亲认为，出国留学并不意味着一定成功，“家长不能用自己的大脑替孩子思考，不能替孩子安排未来”。

　　其实，在张驰求学的问题上，张先生也有过动摇，有两次，他做好了用自己的能力帮助女儿的准备。

　　第一次是张驰考试成绩位列全年级第1004名的时候。那时，张先生回国还不到一年，不太可能马上再派出国，但是为了女儿张先生还是找到了单位领导，没想到领导答应了张先生的请求，“后来张驰自己慢慢地把成绩赶上来了，我才放弃了马上去美国的想法”。

　　第二次是张驰成绩越来越好反而压力越来越大的时候，张先生的压力也随之加大。张驰失眠的那些夜晚，张先生其实也没有睡，“每次打电话回家的时候爸爸都像等在电话边一样”，张驰说。看着女儿那么痛苦，张先生又一次想到放弃，“苦已经吃了，女儿也用实力证明了自己，我不想再让她忍受高考的痛苦”，这时候，张先生又一次驻外的时间快到了，不过时间是在女儿高考之后，张先生又一次找到单位，想把驻外提前到女儿高考之前。

　　是张驰的坚定让张先生又一次坚持了下来。

　　女儿的变化更坚定了张先生的想法：父母对子女的教育不是按照自己的意愿给孩子铺就一条无障碍的道路，而是让孩子掌握取得成功的方法。

　　“在美国接受的教育对张驰来说会终身受益，它让张驰学会了独立思考；中国的教育让张驰迅速成熟起来，而且给了她最艰苦的磨练。”张先生这样评价中美两国的教育对女儿的影响。

　　其实，如何评价两国的教育对张先生来说已经不重要了，因为他知道任何一种教育制度都有好的一面，也有不太好的一面，重要的是让孩子拥有取舍的能力，让孩子学会如何取得成功。

　　告诉你一个真实的美国教育

　　美国学生自由轻松的背后是从课内忙到课外的繁重

　　“给每个人最适合的教育”在公平背后隐藏着不公平

　　“你好我好大家都好”背后是走出校门后的收入差距

　　“如果爱他就送他去美国……”，套用这句经典的台词来形容想去美国受教育人的心情，再贴切不过了。美国的教育在很多人心目中，就是轻松、自由、平等、能力、素质……“很多人看到的是美国教育的表面。”王文说。王文，一个在中国做过多年教师，现在又在美国当小学老师和中学老师的空中飞人，想用自己多年的经历还原一个真实的美国教育。

　　轻松背后的繁重

　　“很多十一年级的孩子，夜里要忙到两三点才能睡觉。”

　　“轻松，是很多到美国上中学的中国学生的错觉”，王文说，“中国学生只把课堂学习看成学习，习惯于完成那些老师布置的任务”。

　　美国的学校则不同，学校给学生提供了不同水平和层次的各种课程，美国学校把学生选什么课程看作学生自己的权利，学生想学什么可以自己选择，“当然，学生要想轻松的话，完全可以选择那些轻松的课程”，王文说。

　　王文曾经接触过这样一个中国学生。

　　这是一个初中时到美国的学生。高中时他选了王文的中文课，而且一选就是三年。“来美国的时候他的母语水平已经相当不错了，所以，学习中文对他来说实在太容易了。”王文说，这个孩子每次考试都能得A，但是平时的作业却从来不做，“他确实非常轻松，但他太不了解美国的教育了，这种选课方式对于他上大学没有一点儿帮助”。

　　顶着“妨碍学生选课”的压力，王文给这个孩子的家长打了电话。

　　“我儿子考试成绩不是很不错吗？不做作业又有什么关系？只要到时候考试成绩好不是就可以了吗？”这是孩子家长听了王文的话后的第一反应。

　　“很多中国的学生和家长根本没有去真正了解美国的教育制度”，王文说，他们在按照自己惯常的中国方式接受美国教育。

　　在美国，一个孩子想考大学的话，他需要做的准备一点儿不比中国孩子少。

　　美国的高中要上4年，9年级~12年级。从上高中那天起，每个准备上大学的孩子就要好好设计自己4年的高中生活了，首先是选课，尤其是想上一、二流大学的学生，选课就更为重要了。美国的大学都非常重视考生高中四年的课程，这些大学以学生高中四年所选课程的难度、挑战性来推测考生的学习基础以及将来大学学习的潜力。而且那些难度高的课程学分也高，所以，目标是一、二流大学的学生会尽量多地选择那些难度高的课程。

　　除此之外，学生课外和校外的表现也是大学的重要参考指标。

　　大卫是个出生在美国的中国孩子，今年暑假他来到中国，到一家专门帮助残疾人的国际NGO组织做志愿者，“从上中学开始，美国的孩子就要经常参加这种活动，这些活动是算学分的，对上大学是很有价值的参考”，大卫介绍，除了这种专门帮助残障人士的国际组织以外，他还经常到社区的敬老院做志愿者。

　　“不少美国高中生在暑假里到暑期学校提前修一门课程，也有的参加美国大学组织的各种夏令营，或者课程学习，还有的上SAT补习班（SAT是美国大学录取新生时的一种标准化考试，类似中国的高考）、或者去打工、参加各种志愿活动等等”，王文老师介绍，“没有哪个孩子会让自己的大学申请表上的暑假生活是空白的”。

　　“十一年级是最繁忙的一年”，王文说，很多美国高中生在这一年修完了高中毕业所要求的所有课程，大多数学生在这个年级考完SAT和ACT考试（两个都是美国大学录取考生的标准化考试），同时，还要参加各种课外活动。

　　“很多十一年级的孩子，夜里要忙到两三点才能睡觉。”王文说，曾经有一个美国学生这样对王文说：“都说中国学生累，其实他们只忙学习这一件事，不算什么，我们要从课内忙到课外”。

　　平等背后的不平等

　　一、二流大学招生时看重的校外活动需要较高的费用，穷人家庭很难支付

　　“美国教育确实有一个非常完善的体系”，王文说。只要有受教育的需求，任何人都能接受到较高水平的最基本的教育。

　　王文刚到美国时曾经历了这样一件事。

　　王文所在学校的社区有一个高度残障的孩子，家长觉得自己的孩子有上学受教育的权利，于是把孩子送进了学校。

　　为了让这个孩子能有一个适合的环境，学校专门为这个孩子准备了一间教室，教室布置得完全像一个家，并且配备了相应的康复设备。“这个孩子一个学期的教学计划只有一个：学会说hello。”王文说。

　　“在美国，任何人只要想上学就一定能接受到免费的教育，而且是最适合的课程”，王文说。

　　王文刚到美国时从事特殊教育。

　　美国的特殊教育与中国有所不同，包括我们熟悉的对残障人士进行的教育，同时也包括对有特殊需求学生的教育，比如，对学习困难学生的教育。

　　如果一个孩子在普通学校里出现了任何一点儿学习上的问题，学校通常要把他们送到这样的特殊学校来接受教育。到特殊学校后，学生马上会做一份问卷，学校会根据学生的答题情况给学生的阅读水平、数学水平等进行评定，再按照评定的结果给孩子配备相应的课程。

　　“当时，我的班上共有12个学生，每个学生评定后的结果都不一样，仅以每个学生备两门课计算，这12个学生我就要备20多门课”，王文说，“这就是美国教育的公平，给每个人最适合的教育”。

　　正是这样的逻辑――“给每个人最适合的教育”，又使得美国公平教育的背后隐藏着明显的不公平。

　　“‘最适合每个人的教育’就使得接受什么样的教育成了个人选择的结果”，王文说，很多孩子在很早的时候就已经被自己“选择”出了竞争的队伍。比如那些要在特殊教育学校学习的学生，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很早就放弃了考大学的念头。

　　美国的基础教育是完全免费的教育，但是，“在美国的高中，没有任何一个学校和任何一个老师会给学生提供SAT或ACT的考试辅导”，王文说，要想得到辅导就要上课外的辅导班，“这些班的费用相当高”，富人家的孩子能支付辅导班的费用，SAT的成绩自然会更好。

　　另外，那些一、二流大学招生时十分看重的课外校外活动也需要较高的费用，王文的儿子上高中时参加了一个暑期的辩论夏令营，三个星期的费用高达几千美元，这对于穷人家来说无疑是很难支付的。

　　“有钱就意味着能接受更好的教育。”王文说，美国公平教育的背后隐藏着明显的不公平。

　　“美国人最不希望有人说他们办的是精英教育，但事实上他们的教育就是精英教育”，只不过这种精英教育外面有一层朴实的公平外衣，王文说。

　　真诚笑脸背后的虚伪

　　哈佛、耶鲁毕业的孩子与普通大学毕业的孩子或者没有上大学的孩子相比，收入差距可以达到几倍甚至十几倍

　　“每一个初到美国的中国人都会被美国人的友好感动”，王文说，在美国读书的孩子们听到最多的就是表扬和称赞。

　　每天早上校长和老师都要站在学校门口迎接学生，并且给每个学生一个大大的拥抱，还会再加上一句“今天你真漂亮”，或者低下头帮孩子系紧鞋带。王文描述着自己在美国当老师时每天都要做的事情。

　　美国的这种处处都是笑脸对于比较内敛的东方人来说，多少有些不习惯。“刚开始的时候，我很不习惯这种做法，甚至觉得很肉麻”，王文说。

　　“时间久了，适应了，却发现这种看起来很真诚的笑脸掩盖着的是虚伪。”

　　“夸奖和鼓励已经成了美国人的习惯”，王文说，但是当你真的遇到困难的时候，会发现每天都让自己“感觉良好”的笑脸突然消失了。

　　美国教育同样沾染了这种只重表面的虚伪气息。

　　王文老师一直从事特殊教育的研究，她指出，这种虚伪在特殊教育学校体现得尤为明显。这些在特殊教育学校上课的孩子，还会留在普通学校，因为美国人要让“每个孩子都尽量在主流社会中生活”，所以，这些孩子每天只到特殊教育学校上一两节课，其他时间还在普通学校，“其实这些孩子虽然人还留在普通学校，但是那些学校的老师对这些孩子基本持放任态度”，王文说，即使在特殊教育学校，让一个老师每天备20多套教案几乎是无法实现的，对于这种无法实现的任务，学校不允许老师抱怨，但是老师们是否真的能按照规定的那样给这些学生完全适合他的教学，则没有人真的深究了。

　　就在这种“你好、我好、大家都好”的气氛中，美国教育维持着自己真诚、友好、公平的形象。

　　当孩子们走出校门，一切都在金钱面前变得残酷起来，哈佛、耶鲁毕业的孩子与普通大学毕业的孩子或者没有上大学的孩子相比，他们的收入差距可以达到几倍甚至十几倍。

　　这些共同长大的孩子脸上可能仍然挂着真诚的笑容，但是他们的生活却在无声无息中发生着巨大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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