课程改革误了高考，还是高考误了课程改革？

　　■嘉宾观点

　　北京市教育学院教师教育学院院长、教授 张彬福

　　北京市第五十六中学校长 焦元顺

　　山东省青岛市第五十八中学教师 吴峰

　　高考不能作为挡箭牌

　　张彬福：高考立意于考察学生的应用能力、探究能力、审美能力，这与正在推行的课程改革的培养目标相一致。从当前的试卷看，尤其是实验区的试卷，学生的学科素养高，解决问题的能力强，考试肯定考得好。单靠博闻强记、擅打题海战术而不能灵活运用知识就能决胜高考的年代正在逝去。

　　但考试是有局限性的。比如语文考试中作文最能展示学生的综合能力，但到目前作文止步于70分。这是因为作文分数“个性太强”，误差太大，怕给分太多丢了高考的公平性。研究表明，这样的主观题阅卷，8个人判分，去掉两头然后取平均值，结果最接近真实分值。但高考阅卷需要非常有限的人力在非常有限的时间内完成工作，基于这样的现实条件，高考试题肯定不能完全追求内容的最恰当性，必须跟整个的考试组织、阅卷、计分等形式形成最佳的结合。

　　从这个角度讲，高考与改革合拍尚需现实条件支撑。像攀登珠峰，人人都向往登顶，但受身体、设备、天气等条件的限制，不同的条件只能上到某一个海拔高度，那是一个综合考虑的现实高度。在我国庞大考生队伍的现实面前，理想的高考将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只能作为远眺的珠峰。

　　教育工作者动不动拿高考做不落实课改的挡箭牌显然不对。

　　有的实验区教师，跟学生约定，在有人听课的情况下提问，都举手，不会的举左手，一知半解的举右手，比较明了的高高地举右手。在课堂上，教师先点举左手的学生回答问题，学生肯定不会，教师就加以引导；然后点举右手的学生，答案肯定不尽人意，于是再加以点拨，最后就是圆满收场。

　　教育不像其他行业，如果一个人只想混碗饭吃，那就耽误了一堆人一辈子拿饭碗，就是误国误民的大罪过。如果你认可了改革，有困难可以去克服。

　　课改提倡让学生体验，作为教育工作者的提升也应该从体验开始。不要一味依赖于专家，专家解决的往往只是共性问题。要借助的是专家和校本教研的智慧，然后自己去探究真实的问题，找到解决你在独特现场遇到的问题的方法。这种体验也渗透着情感、态度和价值观。这样你的能力自然就得到提高，自然就能尝到收获的甜头。你的养成就和你所面对的学生的养成同步了，在这样经年累月的积累中，高考就不在话下了。

　　建章建制谋求改、考和谐

　　焦元顺：我们学校是课改样本校，作为校长，我认为必须解决8个实际操作问题：开发校本课程、开展校本研究、促进教师专业化发展、编制课程（表）、指导学生选课、管理学生学分、对学生进行发展性评价、组织和开展综合实践活动。

　　要落实这8个实际问题，就必须理顺5层关系。这5层关系分别是：加快教师教育观的转变，在现行教育观念与新教育观念之间有所扬弃；教师要抓准自己的“教点”，学生要抓准自己的“学点”，理清学科领域、科目与模块之间的层递关系；调整、改善现有办学条件与新课改要求的需求关系；完善现行教育管理体系的时效与新课改时效之间的衔接；争取学校意愿得到家长认同。

　　无论是对学校、教师还是家长、学生，处理这些关系并落实这些问题，都不可能回避高考。但针对学校具体情况而言，高中新课改实验目前只是在高一年级中进行，其教学管理体系是独有的，而高中二年级、三年级还要维持两年的现有管理体系。二者既不能混淆，又不能代替。

　　为此，我们为了解决8个问题分别设立了相关的办公室，把原有的德育、教学、总务主任定为一级主任，8个办公室的负责人分别定为二级主任，明确责权利。最终我们要设计完成政治引导、组织保证、制度保证、场所保证、经费保证、策略保证、舆论保证。通过系统的建章建制，让教师能力提升，让学生目标清楚，让家长充分理解。这项工程完成了，各方面的认识和谐，改革与考试的和谐相处就水到渠成了。

　　不要等“对方迁就自己”

　　吴峰：今年山东高考化学中有两个选修模块可以二选一，山东青岛要求对这两个模块都学，结果学生反映很好，他们在考试时多了一种选择。

　　考题很活，情景性很强，考查思维能力、运用知识的能力的趋向很明朗，考试对课改的三维目标都有所体现。比如“谈谈你对地球污染的认识和看法”，三维目标都能考到，这决不能是传统教学所能完成的。这样的题目在改革后的考试中是可以出现的。

　　但对于在考试方案中站一席之地的“学生成长记录袋”，作为班主任，我不太看好。一者课改后需要投入更多的精力，每一节课都需要用心，每一节课都是新的，到了高三，我基本顾不上了。二者现在高校录取还没有看重“记录袋”，我认为，一旦它有分量了，哪怕只有一分的影响，家长肯定就会来“公关”，在诚信体系尚未建立、健全的情况下，“记录袋”肯定会给高考抹黑。

　　另外关于课改与高考的关系，我认为都不应该等着对方来迁就自己，应该积极主动地来相互配合。

　　■众说

　　为中华之崛起而教书

　　□逸文

　　从2004年9月至今，已经有15个省和自治区分4个批次进入了高中课程改革试验。其中山东、广东、海南、宁夏已经组织过两次进入课改后的高考，江苏也顺利完成了首次课改后的高考。从各方面的反应来看，先行者在高考这个关卡处顺利通关。但包括实验区和非实验区在内，仍然有很多教师对课改与高考的有机结合持怀疑态度，甚至以此为借口敷衍、应付课改。于是乎“穿新鞋走老路”成为教育改革中一道奇特却又见怪不怪的风景。更有非实验区的教育工作者，竟然热切盼望着改革在高考处卡壳而搁浅。

　　已经进行的这场改革，强调学生的知识与技能、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和价值观的培养，明确了学生的中心地位。而我们曾一直注重的知识传授式的教育与考试，只做了其中的一小部分工作，并且是以教育者为主导去灌输。显而易见，落实改革，我们一线的教师需要扭转多年来教育和受教育过程中养成的惯性，将投入更多的心血与劳动来从事教育工作了。

　　另外，作为校长也有对改革面热心冷的。有的已经很习惯了很公平的高考和高考指挥下的绷紧弦的生活，不愿意动弹去打破陈规。有的担心自己培养学生全面素质，别人却只攻高考一环，输了考试得不偿失。这都能理解，高考不管怎么改革，永远都不可能全面考察人的全面素质，永远都不可能全面体现教育的付出，但我们可以清楚地判断出哪种教育更有利于人的发展。

　　有了明确的判断后，其实只剩下一个选择的问题。不久前，北京四中校长刘长铭在一个论坛上提出，作为教育者，在今天，需要站在比书本、比试卷等更高的层面上去思考、去践行，应该把眼光投射到学生人生“长跑”的两万米、三万米、乃至终点。如果我们选择这样的立场，立足于学生的终身发展，我想一切争议和托辞都将随着这个选择而雨打风吹去！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声音还在教育界萦绕，时至今日，另一个声音更应该响起――为中华之崛起而教书。教书育人从来都是一个盛满良心与责任的事业，每一位教师都站在民族的高度上“静下心来教书，潜下心来育人”，我们这个泱泱大国就可以独立自主地赢得诺贝尔奖，就可以逐步将人口压力转化成人口动力，就可以在知识经济的年代里挺胸抬头。

　　课改要走出

　　应试教育的阴影

　　□张朝全（重庆）

　　家长是应试教育的“帮凶”。每到期末考试之后，班主任会接到很多电话，这些电话都是问孩子考了多少分；双休，家长送孩子去青少年宫进特长班的不少，但远不及什么“奥数班”，什么语文(数学)基础班以及提高班的人数多。

　　末位淘汰制是应试教育的助推剂。末位淘汰，不可否认，它能激发教师的竞争意识。但是，如何来评价教师，从哪些方面来评价，什么样的评价才更科学，这是摆在考核者面前一个实实在在的难题。基于此，教师也只好带着学生向着分数的“高塔”前进，在“应试”的天地里死缠烂打。

　　教师摇摆不定的“课改路”与“应试教育”结伴而行。六年的课改，对于小学来说，已完成“一个周期”。然而，你要看“细枝末节”，比如，课堂上，动不动就小组合作、讨论，你一言我一语，好不热闹!但由于缺乏有效的指导，追求表面的热闹，结果作业一交上来，教师的眉头就拧成了疙瘩。于是，重又回到“师道尊严”再主课堂沉浮的境地。

　　评价仍旧牵引着“应试教育”前进。课改之初，有人说“新课程改革，成也教师，败也教师”，这话很有道理。其实，对一线教师来说，“新课程改革，成也评价，败也评价”。可以说，评价这根指挥棒指向哪，教师的“枪”就得打到哪。在高考依旧煮“分”论英雄的时代，评价的诊断功能、改进功能、质量功能、发展功能在“分数”面前显得是那么的苍白无力。

　　其实，评价应打破单一的方式，将过程性评价与终结性评价、自主评价与他人评价、综合评价有机地统一起来。然而，不少地区最终还是终结性评价占有最大的“市场份额”，应试教育依然阔步行进在阳关道上。

　　走在“新课改”的路上，我们需要变革观念，创新实践，大胆探索，更需要科学的评价制度的出台，让新课改走出“分数”的阴影，能“昂首阔步”地行进在中国的教育大地上。

　　相关链接

　　2004年山东、广东、海南、宁夏实施了高中课改实验，第二年江苏进入实验区，去年辽宁、天津、安徽、浙江、福建5个省市又进入高中课改实验。今年秋季，北京、黑龙江、吉林、陕西、湖南五个省市进入了新一轮高中课程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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