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大事记·1967年

　　中国共产党大事记·1967年

　　１月１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发表经毛泽东审定的，题为《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社论，宣布“１９６７年将是全国全面展开阶级斗争的一年”，号召“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社会上的牛鬼蛇神，展开总攻击”。

　　１月４日江青、康生、陈伯达在北京接见武汉“赴广州专揪王任重造反兵团”，他们在讲话中，诬陷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陶铸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忠实执行者”，“是中国最大的保皇派”。陶铸被突然打倒。他受到残酷迫害，于１９６９年１１月３０日在安徽合肥含冤去世。

　　１月５日张春桥向上海“工总司”等“造反派”组织的头头们说：“当前的基本问题是把领导权从走资派手里夺回来，希望革命造反派把要害部门控制起来。”６日，在张春桥、姚文元的策划指挥下，以王洪文为头头的上海“造反派”组织召开“打倒市委大会”，篡夺了上海市的党政大权，刮起了所谓“一月革命”的风暴。对此，毛泽东于８日赞扬说：“这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这是一场大革命。”“上海革命力量起来，全国就有希望。它不能不影响整个华东，影响全国各省市。”１１日，由中央文革小组起草，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的名义给上海市各“造反团体”发出贺电。《红旗》杂志、《人民日报》相继发表社论，肯定和支持上海的夺权，号召全国“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山西、贵州、黑龙江、山东等省党政领导机关先后被所谓“造反派”夺权，建立了军干群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夺权之风刮遍全国，更加剧了混乱的局面。

　　１月１３日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关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加强公安工作的若干规定》（简称《公安六条》），规定凡是“攻击诬蔑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的，都是现行反革命行为，应当依法惩办”。以后这一条又在实际上扩展到凡对江青、康生、陈伯达一伙稍有不满的也被以现行反革命治罪。这个规定是造成“文化大革命”中大量冤、假、错案的重要原因之一。

　　１月２３日按照毛泽东的提议，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出《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中国人民解放军奉命“支左”，对稳定当时局势起了积极的作用。但是军队“支左”只能是执行“文化大革命”的总的错误方针，从而带来了许多消极的后果。

　　２月３日毛泽东在同外宾谈话中指出：“过去我们搞了农村的斗争，工厂的斗争，文化界的斗争，进行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但不能解决问题，因为没有找到一种形式，一种方式，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这些话表明，毛泽东认为，“文化大革命”是唯一能解决所谓“揭发我们的黑暗面”问题的一种形式。同时，毛泽东也批评了当时流行的“一切怀疑、一切打倒”的无政府主义思想。

　　２月１１日和１６日在周恩来主持的怀仁堂碰头会和稍前召开的军委会议上，谭震林、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等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做法表示强烈不满，对林彪、江青、康生、陈伯达一伙诬陷迫害老干部、乱党、乱军的罪恶活动，进行了大义凛然的斗争。这场斗争涉及三个原则问题：第一，搞“文化大革命”要不要党的领导；第二，搞“文化大革命”应不应该把老干部都打倒；第三，搞“文化大革命”要不要保持军队的稳定。１６日晚，张春桥、姚文元、王力秘密整理了《二月十六日怀仁堂会议》材料，经与江青密谋后，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毛泽东１８日晚严厉批评了这些老同志。从２月２５日起至３月１８日，中央多次开会，江青、康生、陈伯达、谢富治等，以“二月逆流”的罪名，批斗了这些同志。此后，中央政治局停止活动，中央文革完全取代了中央政治局。

　　２月２６日－３月２５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召开军以上干部会议。３月９日、１０日，康生、陈伯达在会上讲话，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污蔑刘少奇、邓小平，并传达了毛泽东批判《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的意见。３月２０日，林彪在会上发表讲话，鼓吹文化大革命“损失是最小最小最小，而得到的成绩是最大最大最大”。他煽动要“采取主动的进攻”，“刮它十级、十一级、十二级台风”。

　　３月１６日中共中央印发所谓《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自首叛变材料的批示》和附件，把１９３６年８月至１９３７年３月薄一波等经组织决定先后出狱错定为“自首叛变”。从此在全国到处刮起“抓叛徒”的恶风（这件错案已于１９７８年１２月１６日宣布彻底平反）。林彪、江青等还诬称有一条所谓“刘少奇叛徒集团组织路线”，由此制造了“新疆叛徒集团”、“东北叛徒集团”、“南方叛徒集团”等重大冤案。在“抓叛徒”活动最猖獗的时候，５月１７日，江青还利用三十年代由国民党特务机关伪造的所谓《伍豪等脱离共产党启事》的抄件，妄图诬陷、攻击周恩来。１９６８年１月１６日，毛泽东作了批示：“此事早已弄清，是国民党造谣污蔑。”从而使江青的阴谋未能得逞。

　　３月１９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出《关于集中力量执行支左、支农、支工、军管、军训任务的决定》。《决定》要求：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机关要视情况抽调三分之一至三分之二的人员，立即投入支左、支农、支工、军管、军训的工作，即“三支两军”。人民解放军先后奉命执行三支两军任务的有二百八十多万人。同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停止全国大串连的通知》，指出：目前正在实现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建立三结合的临时权力机构。继续停止全国大串连，取消原定的今年春暖后进行大串连的计划。４月２０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出《通告》，重申停止全国大串连。

　　４月１日《人民日报》发表戚本禹的《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评反动影片〈清宫秘史〉》一文。从此，在报刊上不点名地对刘少奇大肆攻击。刘少奇提出申诉意见被置之不理。１２日－１８日，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林彪、江青、陈伯达、康生、张春桥等人讲话，罗织和批判所谓刘少奇、邓小平的“罪行”。５月８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发表经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通过的编辑部文章《〈修养〉的要害是背叛无产阶级专政》。中共中央在５月１１日的通知中说：“希望各单位”“进一步深入地开展对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大批判运动”。７月１８日，江青、康生、陈伯达趁毛泽东离开北京之机，擅自决定组织批斗刘少奇夫妇的大会，并对刘少奇实行抄家和人身迫害。

　　６月６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出包括七项内容的通令，要求“纠正最近出现的打、砸、抢、抄、抓的歪风”。

　　６月１７日我国第一颗氢弹在西部地区上空爆炸成功。这是广大工程技术人员、干部、工人、战士排除“文化大革命”的干扰，坚持国防建设所取得的突出成就。

　　７月２０日武汉的一派群众组织质问和批判中央文革成员王力等支一派、压一派的阴谋活动，被诬为“反革命事件”。２５日，林彪、江青等在北京举行支持武汉“造反派”的群众大会，并在报刊上公开提出“打倒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口号，在全国掀起冲击军事机关的浪潮。

　　７月２２日江青对河南一派群众组织的代表团讲话，以所谓“文攻武卫”的口号煽动武斗。次日，上海《文汇报》公开发表“文攻武卫”口号。从此，全国武斗急剧升级，造成“全面内战”的局面。

　　８月７日谢富治发表讲话，提出“砸烂公检法”的荒谬主张，致使在公检法部门工作的广大干部受到残酷迫害。

　　同日王力发表煽动夺外交部的权的讲话。在王力、关锋等唆使下，“造反派”砸烂外交部政治部，封闭部党委，夺外交大权。随即发生诸如８月２２日火烧英国驻华代办处那样的一系列涉外事件，严重破坏我国对外关系和声誉。８月底，毛泽东批准周恩来的报告，对王力、关锋实行隔离审查。翌年１月，戚本禹也被隔离审查。

　　８月９日林彪发表讲话。他说：“现在不少地区党、政机关瘫痪了，表面上看来很乱，这个乱是必要的，正常的。”他提出“现在的革命是革我们原来革过的命的命”等荒谬主张，并鼓吹“要建立新的国家机器”。

　　８月１４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报刊上点名批判问题的通知》。《通知》决定，“为了把这场革命的大批判更好地同各地区、各部门的斗批改结合起来”，批准在报刊上已经点名批判的中央和省、市２１名所谓“走资派”的基础上，进一步公开点名批判３４名所谓“走资派”。

　　８月１７日根据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决定，成立军委办事组。由林彪的党羽吴法宪、叶群、邱会作、张秀川等四人组成，吴法宪负责。

　　９月５日中国政府和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政府、赞比亚共和国政府在北京签订关于修建坦桑尼亚―赞比亚铁路的协定，确定中国援助坦桑尼亚和赞比亚近十亿元，均属无息贷款性质。

　　９月８日《人民日报》发表姚文元的《评陶铸的两本书》，对陶铸进行诬陷性批判。毛泽东在审阅这篇文章时加了一段话，认为“五一六”的组织者和操纵者，是一个搞阴谋的反革命集团，应予彻底揭露。

　　１０月１４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出《关于大、中、小学校复课闹革命的通知》，要求“全国各地大学、中学、小学一律立即开学”，“一边进行教学，一边进行改革”。由于动乱局面仍在发展，各地学校迟迟不能复课。

　　１０月１７日中共中央转发毛泽东于７月至９月视察华北、中南和华东地区时的谈话纪要。毛泽东认为：“全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形势大好”。“有些地方前一段好像很乱，其实那是乱了敌人，锻炼了群众”。他号召各地革命群众组织实现革命的大联合。讲话中着重谈到干部问题。毛泽东说：“绝大多数的干部都是好的，不好的只是极少数。对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要整的，但是，他们是一小撮。”“要扩大教育面”。毛泽东的谈话对于解放一批干部，抑制混乱局面继续恶化，起了积极作用。

　　同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出《关于按照系统实行革命大联合的通知》，实际上取消了对全国许多跨行业的群众组织的承认。在此前后，中央连续发布有关不准抢夺解放军的武器装备、维护社会治安、确保国家资财和人民群众生活秩序等一系列通知和文件，并采取措施加强保护外国使馆和外国侨民的安全。同时，中央还决定对一些最混乱的省、自治区和重要党政部门实行军事管制，并要求各地造反派停止武斗，开门整风，斗私批修，消除派性。

　　１０月２１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组发出《关于征询对“九大”问题意见的通知》，着手筹备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１１月５日，毛泽东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谈九大和整党问题。他说：“文化大革命就是整党、整团、整政府、整军队，党、政、军、民、学，都整了。”“我们的党要吸收新血液。工人、贫农、红卫兵中的积极分子要吸收到党里来。”１２月１６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组发出《关于进行修改党纲党章工作的通知》，要求各地参照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开展群众性修改党纲党章运动的经验，组织党纲党章修改小组组织群众性的讨论，提出关于修改党纲党章的方案。

　　１０月２７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组发出《关于已经成立了革命委员会的单位恢复党的组织生活的批示》。《批示》提出，“党组织内不应当再容许”所谓叛徒、特务和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再过组织生活”。《批示》提出了后来被称为“五十字建党方针”的以阶级斗争为纲进行党的建设的要求。

　　１１月６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发表编辑部文章：《沿着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开辟的道路前进》。这篇文章首次把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论点概括成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的六个方面的要点。即必须用对立统一的规律“来观察社会主义社会”；在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阶级斗争”，就是“资产阶级要推翻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则要大力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是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表人物”；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就是要开展“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在思想领域中的根本纲领是‘斗私，批修’”。文章说，这一理论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树立了“第三个伟大的里程碑”。

　　１２月２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组发出《关于整顿、恢复、重建党的组织的意见和问题》的整党建党文件。文件提出，凡成立革命委员会和革委会筹备小组的单位可恢复组织生活。?

　　本年度国民经济状况：工农业总产值2306亿元，比上年减少222.5亿元，下降9.6％。其中，工业总产值1382亿元，比上年减少232.6亿元，下降13.8％；农业总产值924亿元，比上年增长1.6％（以上按1957年不变价格计算)。工农业产品产量：粮食，2.17亿吨，比上年增加382万吨；棉花，235.4万吨，比上年增加1.7万吨；钢，1029万吨，比上年减少503万吨；原煤，2.06亿吨，比上年减少4600万吨；原油，1388万吨，比上年减少67万吨；天然气，14.6亿立方米，比上年增加1.2亿立方米；发电量，774亿度，比上年减少51亿度。社会商品零售总额770.5亿元，比上年增加37.7亿元。进出口贸易总额112.2亿元，比上年减少14.9亿元。基本建设投资总额140.17亿元，比上年减少69.25亿元。国家财政总收入419.4亿元，总支出441.9亿元，赤字22.5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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