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大事记·1985年

　　中国共产党大事记·1985年

　　１月１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进一步活跃农村经济的十项政策》（简称１９８５年中央１号文件）。文件指出：打破集体经济中的“大锅饭”以后，农村的工作重点是，进一步改革农业管理体制，改革农产品统购派购制度，在国家计划指导下，扩大市场调节，使农业生产适应市场需要，促进农村产业结构的合理化，进一步把农村经济搞活。以这个文件为标志，我国的农村开始了以改革农产品统购派购制度、调整产业结构为主要内容的第二步改革。

　　同日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一书在全国发行。这本书汇集了邓小平从１９８２年党的十二大到１９８４年１１月间的重要谈话和讲话，共计２２篇。

　　１月５日国务院发出《关于国营企业工资改革问题的通知》。决定从１９８５年开始，在国营大中型企业中，实行职工工资总额同企业经济效益按比例浮动的办法；国家对企业的工资，实行分级管理的体制。

　　１月１０日－２１日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九次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通过关于召开第六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的决定；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通过关于授权国务院在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方面可以制定暂行的规定或条例的决定草案；同意国务院关于建立教师节的议案，决定每年９月１０日为教师节。

　　１月２５日－３１日国务院召开长江、珠江三角洲和闽南厦（门）漳（州）泉（州）三角地区座谈会。会议建议将这三个“三角”地区开辟为沿海经济开放区。２月１８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了座谈会纪要并发出通知，指出：这三个经济开放区应逐步形成贸―工―农型的生产结构，建立以外向型为主的经济。这一决策使我国的对外开放形成了从经济特区到沿海开放城市，再到沿海经济开放区的多层次、逐步推进的新格局。

　　２月５日－１４日全国经济工作会议在天津举行。会议提出，１９８５年要紧紧围绕增强企业活力，特别是增强国营大中型企业活力这个中心环节，搞好城市改革和其他各项工作，进一步提高经济效益。要采取加快推行厂长负责制，发展多种形式的经济联合体，实行工资总额随同经济效益浮动等政策措施，促进企业由单纯生产型向经营开拓型转变。

　　２月８日国务院批转上海市人民政府、国务院改造振兴上海调研组《关于上海经济发展战略的汇报提纲》，并发出通知指出，改造、振兴上海是关系我国四化建设的大事。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上海的发展要走改造、振兴的新路子，充分发挥中心城市多功能的作用。力争到本世纪末把上海建成开放型、多功能、产业结构合理、科学技术先进、具有高度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城市。

　　２月２６日中共中央办公厅转发中央组织部《关于大量吸收优秀知识分子入党的报告》。《报告》要求各级党委高度重视党员队伍文化科学水平偏低的状况，把决心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和共产主义事业献身的优秀知识分子大量吸收到党内来；这是落实十二届三中全会精神的重要组织措施，也是新的历史时期加强党的建设，实现党的总任务的重要保证；这项工作的重点应放在优秀的中青年知识分子身上。

　　２月２８日－３月６日中共中央整党工作指导委员会在北京召开第二期整党工作会议。胡启立传达了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第二期整党的意见，要求把纠正新的不正之风、增强党性、加强纪律作为第二期整党的突出重点。

　　３月２日－７日全国科学技术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对科技体制的改革问题进行了讨论。邓小平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经济体制，科技体制，这两方面的改革都是为了解放生产力。新的经济体制，应该是有利于技术进步的体制，应该是有利于经济发展的体制。双管齐下，长期存在的科技与经济脱节的问题，有可能得到比较好的解决。邓小平强调，一个公有制占主体，一个共同富裕，这是我们所必须坚持的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

　　３月４日邓小平会见日本商工会议所访华团时，从政治角度和经济角度对当前国际形势作了分析。他说：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和平问题是东西问题，发展问题是南北问题。概括起来，就是东西南北四个字。南北问题是核心问题。

　　３月６日－１３日全国城市经济体制改革试点工作座谈会在武汉市召开。会议认为，１９８４年我国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在理论上、实践上都取得了突破性进展，综合改革试点城市已发展到５８个。今年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行动方针应该是，在改革的方向、目标上坚定不移、积极进取，在改革的方法、步骤上谨慎从事、稳扎稳打，把继续搞活同加强宏观管理统一起来，确保改革初战的胜利。

　　３月１３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科学技术体制改革的决定》。《决定》指出，现代科学技术是新的社会生产力中最活跃和决定性的因素，全党必须高度重视并充分发挥科学技术的巨大作用。同时规定了当前科学技术体制改革的主要任务。

　　３月２７日－４月１０日第六届全国人大第三次会议在北京举行。赵紫阳在《当前的经济形势和经济体制改革》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经过几年的调整和改革，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正在走上符合我国国情的新路子。我们指导改革的行动方针应该是：坚定不移，慎重初战，务求必胜。会议审议通过了有关工作报告；批准中英两国政府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决定成立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通过关于授权国务院在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方面可以制订暂行的规定或条例的决定；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等。

　　４月１０日中共中央整党工作指导委员会发出第十二号通知，指出：第二期整党工作的基本任务仍然是统一思想、整顿作风、加强纪律、纯洁组织；这期整党应突出解决的一个问题，就是要切实增强党员的党性，纠正新的不正之风，保证改革的顺利进行。

　　４月１５日邓小平会见坦桑尼亚副总统姆维尼时谈到：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不发展生产力，不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不能说是符合社会主义要求的。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一系列新的政策。就国内政策而言，最重大的有两条，一条是政治上发展民主，一条是经济上进行改革，同时相应地进行社会其他领域的改革。

　　４月２６日国务院批转民政部等部门《关于扶持农村贫困户发展生产治穷致富的请示》，并发出通知指出，扶持一千四百万农村贫困户要贯彻自力更生原则，并辅以国家和社会的积极帮助。要克服干部的单纯恩赐救济观点和群众中的依赖思想、悲观情绪。要动员和组织社会各方面的力量帮助农村贫困户发展生产、增强其自身经济活力，这是贫困户治穷致富的根本出路。

　　５月１５日－２０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北京召开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会议讨论了《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草案）》，研究了实行教育体制改革的步骤和措施。５月２７日，中共中央颁布《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决定》指出，教育体制改革的根本目的，是提高民族素质，多出人才、出好人才。要把发展基础教育的责任交给地方，有步骤地实行九年制义务教育；调整中等教育结构，大力发展职业技术教育；改革高等学校的招生计划和毕业生分配制度，扩大高等学校办学自主权；调动各方面积极因素，保证教育体制改革的顺利进行。

　　５月２３日－６月６日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主要讨论贯彻我国政府关于军队减少员额一百万的战略决策，研究制定落实这一决策的措施和步骤。会议确定，搞好体制改革，精简整编，是军队今后两年的中心任务。６月４日，邓小平到会作重要讲话，指出：粉碎“四人帮”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对国际形势的判断有变化，对外政策也有变化，这是两个重要的转变。第一个转变，是对战争与和平问题的认识。我们改变了原来认为战争的危险很迫近的看法，在较长时间内不发生大规模的世界战争是有可能的，维护世界和平是有希望的。第二个转变，是我们的对外政策。我们改变了从日本到欧洲一直到美国的“一条线”战略。我们中国不打别人的牌，也不允许任何人打中国牌。

　　６月４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对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的工资制度进行改革，实行以职务工资为主要内容的结构工资制，同时下发了改革方案。

　　６月２９日国务院批复福建省人民政府《关于报审厦门经济特区实施方案的报告》，批准把厦门经济特区的范围扩大到厦门全岛和鼓浪屿全岛，并在该特区逐步实行自由港的某些政策。

　　７月１日－５日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决定：１９９０年提请人大审议并颁布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同时决定在香港成立一个民间性的、有广泛性的基本法咨询委员会。

　　７月５日国务院常务会议批准国家科委、原教育部、中国科学院《关于试办博士后流动站的报告》。中国博士后制度正式诞生。

　　８月２０日国务院发出《关于进一步清理和整顿公司的通知》。通知强调：必须贯彻政企业分开的原则。党政机关和党政机关干部办的公司，要实行政企分开，并使公司在经济上与党政机关脱钩；党政机关干部担任公司职务的，要辞去一头。

　　９月３日首都各界一万余人隆重集会，纪念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四十周年。彭真在会上讲话指出，抗日战争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国共两党合作是符合中华民族根本利益的；希望台湾当局顺应历史潮流，作出明智抉择。

　　９月１０日至１２日中共中央邀请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负责人、无党派人士和其他知名人士举行座谈会，通报即将召开的中共全国代表会议及十二届四中、五中全会的主要议题，征求他们的意见。与会者在发言中表示拥护中共中央对中央领导机构成员进行局部调整的意见和关于制定“七五”计划的建议，并提出一些很好的意见。

　　９月１５日《人民日报》报道，国务院批准国家科委制定的《关于抓一批“短、平、快”科技项目，促进地方经济振兴》的“星火计划”。根据这项计划，国家科委将帮助各地抓一批对中小企业特别是乡镇企业有示范和推广意义的，科技与经济紧密结合的“不显眼”的适用科技项目，以提高中、小企业、乡镇企业和农村建设的科学技术水平，为地方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植入新的胚胎。

　　９月１６日中共十二届四中全会在北京举行。全会决定９月１８日召开党的全国代表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七个五年计划的建议（草案）》，决定提请党的全国代表会议审议；讨论并确定了进一步实现中央领导机构成员新老交替的原则。全会收到了64位老同志请求不再担任第十二届中央委员会委员和候补委员；37位老同志请求不再担任中顾委委员；30位老同志请求不再担任中纪委委员的信，同意他们的请求，并给予高度评价，决定向党的全国代表会议报告。

　　９月１８日－２３日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在北京举行。胡耀邦致《团结奋斗，再展宏图》的开幕词。赵紫阳就中央关于“七五”计划的建议（草案）作说明；邓小平、陈云发表重要讲话；李先念致闭幕词。邓小平指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近七年，是建国以来最好的关键性的时期之一。我们主要做了两件事，一是拨乱反正，二是全面改革。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在一定的范围内也发生了某种程度的革命性变革。这是一件大事，表明我们已经开始找到了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路子。他强调：端正党风是端正社会风气的关键。不加强精神文明的建设，物质文明的建设也要受破坏，走弯路。光靠物质条件，我们的革命和建设都不可能胜利。邓小平肯定了一批老同志带头为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推进干部制度的改革所起的作用，指出干部的新老交替，是从组织上保证我们党的政策的连续性。他要求新老干部都要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陈云在讲话中强调，干部队伍要保持梯队结构；粮食生产要抓紧抓好；社会主义经济，还是要有计划按比例；抓党风的好转，仍是全党的一件大事；要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维护党的思想政治工作部门的权威；要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七个五年计划的建议》，批准了一批老同志不再担任中央三个委员会成员的请求，并增选了一批新的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和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

　　９月２４日中共十二届五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全会增选田纪云、乔石、李鹏、吴学谦、胡启立、姚依林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全会还批准了中顾委第五次会议增选的中顾委常委和副主任人选，以及中纪委第六次全体会议增选的中纪委常委和第二书记、常务书记、书记人选。

　　１０月２３日邓小平会见美国时代公司组织的美国高级企业家代表团时强调：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之间不存在根本矛盾。问题是用什么方法才能更有力地发展社会生产力。在某种意义上说，只搞计划经济会束缚生产力的发展。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就更能解放生产力，加速经济发展。对于改革中出现的一些消极现象，我们主要通过两个手段解决，一个是教育，一个是法律。

　　１１月２４日中共中央整党工作指导委员会发出《关于农村整党工作部署的通知》。对农村整党的要求是：努力提高党员对党的根本宗旨的认识；进一步正确认识党在农村的改革和发展经济的各项政策；认真处理极少数犯有严重错误的党员；切实抓好领导班子的建设。

　　１２月中下旬中共中央书记处连续听取中央直属机关党委、中央国家机关党委、中共北京市委关于端正党风、纠正和抵制不正之风的情况汇报，决定把中央党、政、军机关和北京市机关的党风问题作为重点来抓，半年至一年务必抓出成效。?

　　全年国内生产总值8964.4亿元，比上年增长13.5％，其中，第一产业增长1.8%，第二产业增长18.6％，第三产业增长18.3％。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2543.2亿元，其中国有单位完成基本建设投资1074.37亿元。全国财政收入2004.82亿元，比上年增长22.0％；财政支出2004.25亿元，比上年增长17.8％。全年社会商品零售总额4305.0亿元，商品零售价格指数比上年增长8.8％。全国进出口贸易总额2066.7亿元，其中出口808.9亿元，进口1257.8亿元，入超448.9亿元。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739.10元，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397.6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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