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的成本-记我的求学经历

　　前几天，高中时的班长打来电话，约我“十·一”回哈尔滨，参加校庆。哈尔滨市第八中学，与共和国同龄。我在那里度过了最重要的五年中学时光。

　　真庆幸从小学到中学，我一路都赶上了好学校、好老师。也真庆幸“小升初”时赶上了粉碎“四人帮”，从此恢复了高考。否则，我这个苦孩子没有今天。

　　我是典型的“大杂院”里的苦孩子，爸爸是正直、仗义、暴脾气的老工人，妈妈是慈爱、贤良、老好人的家庭妇女。或许因为都没读过书，爸爸妈妈对读书这件事看得很重，对我们兄弟姐妹要求十分严格。

　　现在想想，我的小学时代真的很幸福。那时的小学，也没什么重点学校，孩子入学父母也不用操心，是真正的“就近入学”。我所在的靖宇小学，是一所历史悠久的学校，校风很好。虽然那时还处于“文革”后期，但我们的学习生活非常正常。还记得我的班主任焦老师，非常年轻、漂亮、善良。那时我总幻想，焦老师要是能嫁给我大哥该有多好！

　　后来，我毕业了，老师也出嫁了，嫁的不是我大哥，而是一个老红军的儿子。再后来，靖宇小学成了重点校。为此，我总是暗自庆幸，幸亏我上小学时没有重点校，否则，我这个大杂院的孩子，一定没钱、没机会“就近”上重点。

　　1976年，我“小升初”，“就近入学”到了哈尔滨第八中学。对比三十三年后，女儿的“小升初”，我总有恍如隔世的感觉——改革开放都三十年了，学校条件是越来越好，学生是越来越少，大学升学率是越来越高，怎么孩子升个初中却越来越难了呢？

　　我上学那会儿可不难。没有奥数考试，没有英语补习，也没有赞助费、公关费，轻轻松松就上了中学。

　　初中的班主任穆老师是“文革”前毕业的文学硕士，知识渊博，为人潇洒不羁。他使我们深深爱上了语文课。没有作文指南，不用古文精解，我们的语文课学得很好。

　　1979年，我参加“中考”。那时，八中已经成了市重点，我们必须经过考试，才能继续在这儿读高中。考试了，如愿留在了八中。生活如常，一切照旧。不像今天的孩子，一人中考，全家上阵。

　　高中文理分科，我选择了文科，我爱中文。文科班的班主任是我前面提到的陈老师。

　　陈老师是典型的中国知识分子：谦和、儒雅、文质彬彬、治学严谨。刚刚送走了一个理科毕业班，他就接过了我们班。要高考了，我们的学习生活也越来越紧张。每个人都铆足了劲，希望能进入梦寐以求的大学读书。要知道，那时大学的升学率才仅仅是百分之几。

　　一生难忘那段经典画面：无论冬夏，每个中午（周日除外，那时不兴周末补课），瘦小的我都急匆匆走在回家的路上。离家几十米，远远地就看见妈妈站在家门口，面向我回家的方向张望。到了家门前，母女携手进门。桌上已摆好了大米粥、咸菜。我洗手、吃饭，妈妈坐在对面，慈爱地看着女儿吃。高中两年，天天如此。要知道，那大米粥可是我和爸爸的专利，妈妈是喝不上的，哥哥姐姐也喝不着。因为，那时的东北，大米是定量供应的，每人每月只有2斤，而我又最爱喝粥。就这样，喝了两年的大米粥，没有“脑×金”，也没用“记忆星”，我顺利地考上了大学。

　　细想想，那时的读书成本真是低。我们在家喝粥，老师也不比我们好到哪去。每天晚上，我们在学校上晚自习，班主任们也都自愿留在学校陪伴我们，直到晚上九点多学生散尽了，他们才回家。而这样的补习是全免费的，老师纯属“义工”。后来，学校实在看不下去了，才偷偷地给毕业班的班主任每晚补助一个烧饼、一个煮鸡蛋。

　　师生的努力没有白费。1981年高考，八中取得了优异的成绩。省里最年轻的领导就出自我们这一届同学。当然，没出息的也有，例如我。

　　想一想，那时的读书成本真是低。如今高考的录取率已经达到了60%左右，怎么成本却高成这样了呢？甭说高考，进个像样的幼儿园、中小学，没个十万八万的都不行。不是我不明白，这世界变化快！

　　马哲生于哈尔滨，1986年毕业于北师大中文系，现从事新闻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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