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里夫人》第三章 巴黎岁月

《居里夫人》第三章 巴黎岁月

　　第三章 巴黎岁月

　　玛妮雅刚刚在那浓烟弥漫的巴黎火车站下了火车，那种惯有的奴隶压迫感忽然离开了她，她的肩膀舒展了，心脏和肺叶都觉得舒服，呼吸到自由国度的空气，这在玛妮雅还是头一次。玛妮雅住进了布罗妮雅的家。

　　因为她很兴奋，她觉得事事无不稀奇：在行人道上逍遥散步的人们能用他们愿意用的言语说话，是稀奇事；书店能不受限制地卖世界各地的书籍，也是稀奇事而最稀奇的，乃是那些微微斜向市中心的平直大路引着她，走向一所大学敞开的大门。

　　这是一所多么著名的大学啊！这所最著名的大学，几世纪以前人们就把它形容作“宇宙的缩影”， 路德说过 ：“最著名、最杰出的学校是在巴黎，它叫做索尔本！”

　　这次经历简直就是一篇神话，那辆缓慢、颠簸而且寒冷的公共马车，无异于一辆魔车，正把这个可怜的金发公主由她的贫寒住处送到她梦里的宫殿去。

　　这辆四轮马车走过塞纳河，周围的东西都使玛妮雅心醉：那条雾蒙蒙的河的两个支流，那些庄严而又优美的岛屿，那些古迹，那些广场，在左边的圣母教堂的那些塔。走上圣米雪尔大道的时候，驾车的马放慢了步伐，一步一步地走着。就是那里！到了！这个女学生拿起她的皮包，提起她那沉重的毛料裙子的裙褶，匆忙中，她不留意撞了邻座的一个人，她羞怯地用迟疑的法国话道了歉。然后，由车顶急急走下梯级，到了街上，脸色紧张，向那座宫殿的铁栅跑去。

　　这座知识殿堂中，在1891年的时候，样子很特别，六年以来索尔本一直在改建，现在像一条正在换皮的巨蟒。在那很长的、颜色很白的新正面后边，邻近黎塞留时代的老朽建筑的工地上，不断传出鹤嘴锄的撞击声。这种忙乱情况，使学生们的生活增添了一种别致的混乱。在工程进行中，由一个教室移到另一个教室上课；在圣雅克弃置的旧屋里，不得不设了几个临时实验室。

　　这个青年女子，用她一卢布一卢布积蓄起来的一点钱，取得了听课的权利；她可以由布告上的复杂时间表里列着无数课程中，选她愿意听的课。她在那些“实验室”里有了自己的位置；那里有人领导，有人指导，她可以不必盲目摸索着运用各种仪器做简单试验了。玛妮雅现在是理学院的学生了。

　　事实上，她已经不再名叫玛妮雅，也不名叫“玛丽亚”了，她在入学注册单上是用法文写的玛丽·斯可罗多夫斯基。但是因为她的同学不会说“斯可罗多夫斯基”这个很难说的字，而这个波兰女子不肯让人随便叫她玛丽，她就很神秘地没有名字。一些年轻人在那个回音很响的走廊里，常常遇着这个女子，衣服穿得朴素寒俭，脸上神气沉静严肃，头发柔软而且光亮；他们都觉得惊讶，转过身来，彼此问着 ：“这是谁？”回答总是空泛的 ：“这是个外国人她的名字简直没法儿念！上物理课的时候，她永远坐在第一排她不大说话”那帮年轻人都用眼睛追随她，直到她那优美的身影消失在走廊里，然后说了一句结论 ：“美丽的头发！”

　　有很长的时候，索尔本的学生们，只认识他们这个不与人交往的同学的金色头发和斯拉夫式的头。

　　但是此刻这位青年女子对这些青年男子不感兴趣。

　　她被几个严肃的先生迷住了，这些人的头衔是“最高学府的教授”， 她要夺取他们的秘密。依照那个时代的可敬的规矩，他们上课都打白领带、穿黑礼服，衣服上总带着粉笔灰。玛丽就看着这些庄重衣服和灰色胡须过日子。

　　前一天是李普曼先生的课，极有分量，极有条理。

　　昨天她听布提先生讲课，他那像猿猴的头里装满了科学的宝藏。玛丽愿意听所有的课程，愿意认识那张白纸布告上列着的23位教授。她觉得似乎永远不满足她心里的焦渴。

　　在开始几个星期里，她遇到了一些没有料到的障碍。她认为自己精通法文，她错了；常有整个句子因为说快了听不清楚。她认为自己受过充分的科学教育，能够轻易地跟上大学的功课；但是她在“普沙兹尼士附近斯茨初基”那个乡下地方独自进行的研究，与斯可罗多夫斯基先生通信得来的知识，在“工农业博物馆”里碰运气做的实验，都不能代替巴黎中学毕业生的扎实的教育，玛丽发现她在数学和物理学知识上有极大的缺陷，为了要得到她时时刻刻羡慕着的理学士的华贵头衔，她必须努力用功！

　　这天是保罗·阿佩尔讲课，解释很清楚，说法很别致。玛丽到得很早。这个波兰女子坐在凳子上，脸上带着赞赏的微笑，她那饱满的宽宽的前额下面，极浅的灰色眼睛发出幸福的光芒。怎么会有人觉得科学枯燥无味呢？还有什么东西比支配宇宙的不变定律更醉人？还有什么东西比发现这些定律的人类智慧更神妙？这些非凡的现象，以和谐的原则彼此联系；这种次序，表面上无次序而实际上有次序；与它们相比，小说显得多么空虚，神话显得多么缺乏想象力啊！

　　这个青年女子的灵魂中涌现一种冲动，要向那无穷无尽的知识前进，要向物质和物质的规律前进；只有爱的感觉能与她这种感觉相比拟。

　　“我拿起太阳来，再扔出去”

　　听见一位安详庄严的学者说这样短短的一句话，以前那些年的挣扎和受苦都是值得的了。

　　玛丽感到幸福极了。

　　玛丽热烈地投向新生活为她提供的一切。她如饥似渴地用功，并且发现有了同伴的愉快，发现大学学习造成的团结一致的愉快。但是她仍很羞怯，不敢与法国人结交，而只与自己的同胞为伍。

　　这些贫穷的青年人组织聚会和圣诞夜餐会，一些好意的厨子给夜餐会做华沙菜：浅紫色的热巴尔什茨、磨菇白菜、塞肉的白斑狗鱼、罂栗子糕、几杯伏特加、很浓的茶还有戏剧表演，由一些业余演员表演喜剧和正剧。这些晚会的节目单是波兰文印的！用象征的图画作装饰：在白雪覆盖的原野上有一所茅屋，底下有一个顶阁，里面有个沉思的男孩在低头看书末了是个圣诞老人由烟囱向一个实验室里倒科学书籍。

　　前面是一个空钱袋，一些老鼠正在咬它玛丽参加了这些庆祝。她没有工夫学扮演或在喜剧里担任角色，可是在雕刻家瓦斯科夫斯基举办的爱国晚会中，她被选为舞台造型《波兰打破枷锁》的主角。

　　那天晚上，这个严肃的女学生成了一个没有人认识的女子。她穿了一件老式的衣服，周身垂着民族色彩的长纱，金色头发从她那斯拉夫式坚定的脸庞两边披下来，随意地垂在她的两肩。那些波兰亡命者，在这折纹重叠的石榴布料的衣裳里看见了他们民族的形象。

　　在布罗妮雅家的一场家庭紧急会议决定玛丽搬到拉丁区去住，靠近大学、实验室和图书馆。德卢斯基夫妇坚持要借给这个青年女子几法郎，作为搬家费用。

　　第二天早晨玛丽就开始找房，去看每一所出租的顶楼。

　　她离开屠宰场区的住房，觉得很懊恼；这个地方的风景虽然很平庸，房子里却充满了温情、勇敢和善意。玛丽和卡西密尔·德卢斯基的感情像是兄妹，这种感情终身不变。玛丽和布罗妮雅之间，许多年前就已经产生了一种很伟大的精神：牺牲、忠诚、互助。

　　布罗妮雅正怀着孕，身体很沉重，仍然亲自捆扎她妹妹的一点可怜的所有物，把它们堆在一辆手车上，以便短途搬运。然后，卡西密卡和他的妻子又上了那著名的公共马车，由一辆马车的顶层换到另一辆马车的顶层，隆重地伴送“小东西”到她的学生住房去。

　　她的生活实在也不得不像修道士的生活那样简单。

　　自从玛丽自动放弃了德卢斯基家供给她的食宿，就不得不自己支付所有的费用。她的进款分成一小笔一小笔来支出，她有一点积蓄，她父亲给她每月寄来40卢布。

　　在1892年，一个异国女子怎么能够一个月只用40卢布在巴黎过不太难堪的生活呢？这只合三个法郎的一天，而她必须支付自己的衣、食、住、书籍、纸墨等费用，还须缴大学学费。这是亟需解决的问题，但是从来还没有一个问题是玛丽不能解决的。她有意地把分心的事都从日程中除去，不参加朋友聚会，不与别人接触。同样她断定物质生活毫不重要，认为这种生活并不存在。依据这种原则，她给自己安排一种斯巴达式的不近人情的奇趣的生活。

　　福拉特路，柏特华雅大道，佛扬替纳路所有玛丽住过的屋子都同样便宜，同样不舒服。第一处是在一所带家具的破旧房子里，许多学生、医生、附近驻军的军官住在里面。后来这个青年女子要得到安静，便租了一个中产阶级家庭住房的顶楼，像是仆人的住房。她用15或20法郎一个月找到那样极小的一间屋子，斜屋有一个天窗透进光线，而且由这个“鼻烟匣”向外望，可以看见一方天空。屋里没有火，没有灯，没有水。

　　玛丽用她所有的东西布置这个地方：一张折叠铁床，上面铺着她由波兰带来的褥子；一个火炉，一张白木桌，一张厨房里用的椅子，一个脸盆；还有一盏煤油灯，上面罩着值两个苏的灯罩；一个水桶，她用来到楼梯平台的水龙头那里去装水；一个碟子大小的酒精炉，三年里她就用它做饭；两个碟子，一把刀，一把叉，一个汤匙，一个杯子，一个有柄平底锅；最后是一把开水壶和三个玻璃杯。德卢斯基夫妇来看她的时候，她就照波兰规矩，用这三个玻璃杯倒茶。在她接待客人的时候还是很殷勤的。

　　她没有仆人，一天来一小时打扫屋子的女工费用，已远远超过她的支出预算。在琐碎的实用专长方面，她只会一件事——缝纫。

　　玛丽不承认自己会冷会饿。她不去烧那装着弯曲烟筒的火炉；在写数字和方程式的时候，她不知不觉地手指渐渐麻木，两肩也颤动起来。有一碗热汤，有一块肉，她的体力就可以恢复；但是玛丽不会做汤！

　　她不能用一个法郎再费半小时工夫去做肉片！她差不多没有进过肉铺，更不用说饭馆，那太贵了。一连几个星期，她只吃抹了黄油的面包，喝茶；当她想打一次牙祭的时候，她就到拉丁区的一家小饭店去吃两个鸡蛋，要不然就买一块巧克力糖，或者一个水果。

　　这种饮食，使几个月前离开华沙时气色很好的健壮女子很快就患了贫血。她时常由书桌前一站起来就头晕，刚刚抢到床前躺下，就人事不省。醒过来的时候，她自问为什么昏过去；她觉得自己有病，但是她对于疾病也和对于别的事情一样，极为轻视。她一点没有想到，她是因为身体虚弱而晕倒的，也没有想到她唯一的病乃是饥饿。

　　她不向德卢斯基夫妇夸说这种绝妙的生活办法。

　　每次她去看他们，他们问她烹调手艺进步如何，问她每天的食谱，她总是以单音字回答。若是她的姐夫说她气色不好，她总坚持说是因为用功过度——事实上，她也确认为这是唯一使她疲倦的原因。然用，用一个表示不关心的手势，推开这些忧虑，开始和她的外甥女玩，这是布罗妮雅的女儿，她很爱这个小孩。

　　可是有一天，玛丽在一个同伴面前晕倒了，那个女子赶紧跑到德意志路去。一小时后，卡西密尔登上楼梯，进了顶楼。这个青年女子，面色有点苍白，已经在读第二天的功课了。他检查他的小姨，尤其注意察看那干净的碟子和空的平底锅，在全屋子里只找到一种食物：一小包茶叶。

　　最后玛丽不得不说实话了：从前一天晚上起，她只啃了一把小萝卜和半磅樱桃。她用功到清晨三点钟，睡了四小时，就到索尔本去。她回到家里，吃完剩下的小萝卜，然后就晕过去了。

　　20分钟后，玛丽一口一口地咽下卡西密尔命令给她预备的药：一大块带血的烤牛肉和一盘油煎的脆马铃薯。好像奇迹一般，她的脸上有了血色。当晚十一点钟，布罗妮雅亲自到她给妹妹放了一张床的屋子里去熄灯。几天工夫，因为吃得好，照顾得好，玛丽经过适当治疗，体力恢复了。然后，牵挂着快要举行的考试，她又回到了楼顶，答应他们说她从此懂事。

　　但是，第二天她又开始喝风过日子。

　　一个学士学位是不够的！玛丽决定考两个学位：一个物理学学位，一个数学学位。她以前订的要求很低的计划扩大并且充实起来，其速度快得她都没时间、更没有胆量向斯可罗多夫斯基先生透露。这个好人正在焦急地等着她回波兰，而且是在渺茫地感觉不安，他养育大了这个独立自主的女孩，她服从与牺牲了许多年，现在毛羽一丰就自己飞了。

　　无论玛丽如何不爱交际，每天总不免要遇到一些人。有些小伙子对她很友善而且真挚。在索尔本，外国女子是很吃香的。这些贫苦女子差不多都有天才，她们由很远的地方到龚古尔兄弟称做“学问的奶娘”

　　的大学来，很引起法国青年的同情。这个波兰女子被笼络住了，她发现她的同伴大多数都是“苦学的人”

　　——都尊重她，而且愿意对她表示亲切，甚至于愿意极端亲切玛丽一定很美，因为她的朋友迪金斯卡小姐有一天甚至于威胁着要用她的伞，打开那些围着这个女学生的过于殷勤的爱慕者！迪金斯卡小姐是一个很可爱的热情女子，自告奋勇充当了玛丽的护卫。

　　这个青年女子让迪金斯卡小姐去抵御那些她不感兴趣的主动接近者，她自己则去接近那些不献殷勤并且可以一起谈功课的人。她在一堂物理课和一次实验中间，同那已经是教授的保罗·潘勒维闲谈，同让·佩韩和查理·谋汉——法国科学界的两个未来领袖谈话。这种交情是疏远的，玛丽没有工夫结交朋友和谈情说爱，她爱的是数学和物理学她的头脑很精确， 智力惊人地清晰， 没有任何“斯拉夫式”的混乱能破坏她的努力。支持着她的是一种铁石般的意志，一种求完善的狂热情趣，一种令人难以置信的固执。她有步骤地、耐心地达到她自己的目标；1893年，她先得到了物理学学士学位；1894年，她又得到了数学学士学位。

　　七月到了，激动、匆忙、可怕的磨难，在那几个折磨人的早晨，玛丽同30个学生关在考场里，觉得神经紧张， 字都在她的眼前跳动， 有好几分钟工夫她不能读那与命运有关的题纸，不能认清一般考题和“讲义考题”的词句。考完之后，就是等候的日子，要按照成绩优劣，在梯形教室里宣读。玛丽挤在里面，与同考的人和学生家属混杂一起，等候主考人进来，一直被人挤着，推来推去。忽然安静下来了，她听见头一个念了自己的名字：玛丽·斯可罗多夫斯基。

　　没有人猜想得到她的激动。她从同伴的贺喜声中脱了身，从人群中逃脱，跑远了。现在假期已经开始，回波兰的时候到了，回家的时候到了。

　　贫寒的波兰人回家，是有固定的规矩的，玛丽都一一遵行了。她把床、火炉、用具都存放在一个夏天还有钱在巴黎留着住屋的同胞那里。她退掉自己住的顶楼，在永远离开它之前，她把它完全打扫干净，向她不会再见到的守门妇告别，买了一些预备在路上吃的食物，然后，计算一下她还剩多少钱，走进一家大商店去买一点小摆设和一条围巾出国的人带钱回家是可耻的！伟大的习惯、最高的礼节、法律，都要人用完所有的钱给家里的人购买礼物，然后一文不带在巴黎北车站上车。这不是聪明办法么？两千公里之外，在铁轨的那一端，有斯可罗多夫斯基先生、约瑟夫和海拉，有一个家，有饿了可以任意吃饱的食物，还有一个女裁缝，只要花几个格罗齐就可以剪裁并且缝制衬衣和厚毛料衣服；这些衣服是玛丽11月回索尔本的时候要带去穿的！

　　但是每次到了秋天，玛丽必然产生同样的忧虑：那里去筹钱？怎样回到巴黎？40卢布接着40卢布，她的积蓄已经用完了；而且她一想到她的父亲为了要帮助她，连小享受都放弃了，就觉得十分惭愧。

　　到1893年，情形似乎是全无希望，这个青年女子差不多要放弃这次旅行了，这时忽然出现了一个奇迹。

　　去年用伞保护她，使她不受爱慕者包围的那个迪金斯卡小姐，现在又给她一次更适当的保护。她确信玛丽的前途不可限量，在华沙用尽一切办法，替玛丽请求“亚历山大奖学金”， 这种奖金是供给成绩好的学生在国外继续深造用的。

　　600卢布！够用15个月了！玛丽虽然很知道如何替别人求助，自己却从来没有想到过要求这种补助，尤其没有勇气去办必需的手续。得到之后，觉得眩晕迷惑，赶紧向法国飞去。

　　亚历山大奖学金来得正好！玛丽刻意节省，试着使那600卢布能多维持一些日子，以便在教室和实验室那种天堂里可以多留一段时间。几年之后，全国工业促进协会约请她进行一项技术研究，她又同样刻意节省，从这第一次收入中省出600卢布来，送交亚历山大奖学金委员会的秘书，这个秘书大吃一惊，因为委员会的纪录中没有过这样的事情。

　　玛丽接受这笔奖学金的时候，是把它当作对她的信任的证据，当作信用贷款。在她那坚决的灵魂里，她觉得把这笔钱留得太久是不诚实的，因为这笔钱此刻也许可以成为另外一个贫寒的青年女子的救命圈。

　　玛丽后来大概还认识了别的快乐。但是在人与人之间无限亲切的时刻，甚至于在胜利和光荣的时刻，这个永远钻研不怠的学者从来不像在困苦和热心努力中那样自满，那样骄傲；她对她的贫寒引以自豪，把她独立生活于异域引以自傲。她晚上在她那可怜的屋子里灯下工作的时候，觉得她那还很渺小的命运，似乎已神秘地与她最为景仰的高尚生活联系起来了，她将成为过去的伟大的默默无闻的卑微者的同伴。有些人和她一样，他关在光线不足的小屋子里，也是离开他们的时代，才鞭策他们的才智超越已获得的知识范围的。

　　这英勇奋斗的四年，并不是玛丽·居里最快乐的日子，但是在她的眼里是最完美的日子，离她仰望的人类使命的极峰最近。一个人若是年轻而且孤独，完全专心于学问，虽然“不能自给”， 却过着最充实的生活。一种极大的热情使这个26岁的波兰女子能够无视她所忍受的贫困，能够安于她的贫贱生活。到后来，恋爱，生男育女，作妻子和作母亲的忧虑，一种繁重的工作的复杂性，将把这个幻想者重新送进实际生活。但是在此刻这个有魔力支配的时期中，她虽然比以后任何时期都穷苦得多，却像一个婴儿那样无忧无虑。她轻松地在另外一个世界里翱翔，永远认为那是唯一的纯洁世界，唯一的真实世界！

　　在这样困苦的冒险中，决不可能每天都是极好的日子，常有意料不到的事情突然发生，扰乱了一切安排，几乎无法补救。如不能克制的疲乏，需要治疗的短期疾病，此外还有别的不幸，而且是很可怕的不幸仅有的一双底子有几个破洞的鞋子已经破烂不堪，不得不买新鞋。这就使好几个星期的预算被打乱，这一大笔开销不得不用尽方法弥补，在食物上节省，在灯油上节省。

　　或是冬天比较长，七层顶楼上冰冷，冷得玛丽不能入睡。她颤抖着，煤没有了但是这算什么？一个华沙女子会忍受不了巴黎的冬天么？玛丽再点上灯，四周看看，打开那口大箱子，把所有的衣服都拿出来，能穿多少就都穿上，然后再钻进被窝里去，把其余的衣服——她的衬衣和替换衣裳都堆在被上。可是天气还是太冷，玛丽伸出手臂，拉过那唯一的一张椅子，提起来压在成堆的衣服上，给自己一种有重量和暖气的幻觉。她一动不动地等待进入梦乡。这时，水桶里慢慢结了一层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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