衡水中学教育模式值得深思(2)

　　二、“衡水模式”存在的制度合法性分析

　　可以说，“衡水模式”代表着当前中学教育的一种实际的制度安排。虽然国家提倡素质教育，但是现实当中衡水中学所代表的做法才取得了最大的合法性，规范着办学行为。这里的合法性并不是法律意义上的合法，而是现实中被人们所认同的权威和秩序。所谓制度的合法性就是社会价值标准的具体体现。因此，只有分析清楚“衡水模式”存在的制度基础，才能更加明白为何会选择这样一种制度模式。

　　(一)学历竞争社会的存在

　　教育对于个人而言，一方面在于提升人本身，促进个人在知识、能力以及人格等方面的发展，成为优秀的人才，而另一方面则在于通过教育提升个人以及家庭的社会地位，获得更好的岗位和收入。但是社会如何评判人才的优秀程度则是一个难题。因为各行各业和个人之间都是千差外别的，要求的知识和能力也各不相同。理想的状态是社会能够提供多样化的教育和评判方式，让每一个人都能根据自身的特点和能力高低找到合适的社会位置。但是社会发展到这一步需要多种条件以及漫长的过程。而比较简单相对也是公平的做法则是通过考试选拔人才进入高等教育，然后通过学历认定其能力高低，学历社会由此形成。“所谓学历社会，是指在决定一个人的社会地位时，学历比其他因素更具有决定性作用的社会。换句话说，学历社会是以文凭为中心、学历至上的社会。在学历社会里，社会生活的重要环节如就业、晋升、流动、社会声望等都主要受学历高低的影响。”[2]而当前中国社会逐渐步入一个学历高度竞争的社会。社会各行各业招聘人才往往以学历为重，而且越是好的单位越是学历优先。比如很多单位招聘人才明确提出必须是“985”和“211”大学的学生。在精英高等教育时代，人们竞争的是高校的门槛，而在大众高等教育时代，人们竞争的是高校的地位。在高等教育大扩招之后，因为有就业市场的反馈(就业难)，名义上大家上高校的机会增加了，而实际上，高等教育的竞争是越来越激烈了。正如郑也夫所言，我国的教育正陷入越来越激烈的“学历的军备竞赛”中。[3]而衡水中学的做法最大程度上符合了学历社会的要求，学生能够通过高考上名校，实现社会地位的转变，成为“学历军备竞赛”的胜利者。

　　(二)教育资源配置的不平衡

　　在基础教育阶段，教育公平是应有之义。而教育公平最重要的就是资源配置的公平。也就是让学生能享受到同样的教育机会和条件，而且“在客观上存在着社会发展不平等的历史时期，公共教育资源配置向社会弱势群体倾斜(‘不平等’的矫正)。”[4]但是在当前的中国，教育资源配置的不均衡已经到了相当严重的程度。在新中国成立之初，为了更好地培养优秀人才，国家集中力量办好一批重点学校，形成了重点中学和普通中学的区别。这就是所谓的重点校的制度安排。初始的制度选择会自我强化，这就是“路径依赖”。重点学校为了维持自己的生存和发展，必须要获取更大的资源配置，势必加剧其他学校资源配置能力的减弱。当前，重点学校和一般学校在资源配置上的差别越来越大。衡水中学被称为“超级中学”，不仅仅是高考的成功，更是因为其资源配置能力的强大，集中了一个地区最优秀的学生和教师以及教育条件。正如有不少学者指出的，超级中学就像“黑洞”，吸收其他学校的能量，从而破坏了教育整体的生态平衡。衡水中学的存在已经导致其他高中办学能力的衰弱。正如一位基层教师所言：“原来县里的中学每年都有一些能考上清华、北大的学生，可是近年来，优质生源都跑到衡水中学去了，老师们费很大的劲，都培养不出一名清华、北大生。”在这种资源配置制度安排之下，学生家长只能“择校”，千方百计把学生送到这种超级中学来。另一方面超级中学也千方百计地增强自身的资源配置能力，奖励优秀生源，重奖优秀教师，等等。而为了获得政绩，地方政府也通过土地、经费以及政策等措施支持这些超级中学，从而进一步加剧了教育资源配置的不均衡。在当前教育资源配置不均衡的格局下，衡水中学是资源配置的获益者。

　　(三)社会阶层的日益固化

　　社会阶层是指处于不同地位的社会群体。在一个开放有序的社会里，各阶层之间能够流动，个人可以依靠后天努力从而改变自己的社会地位。而在一个封闭失衡的社会里，个人向上流动的通道被堵塞。社会阶层之间趋于稳定，不平等的社会结构被遗传。社会流动受阻的情况被称为阶层固化。阶层固化最重要的表现就是人们竞争起点、机会以及过程的不公平。所谓的“官二代”和“富二代”就是这个意思。大家不是在同一起跑线起跑，而且跑步规则偏向先起跑者，也就是偏袒权势阶层，那只会造成社会各阶层的差距越拉越大。而在就业体系中，不同的行业、岗位，不但收入相差迥异，而且所获得的社会福利保障也不同，社会地位更不同。而教育自古以来就是促使社会流动最重要的手段之一，即教育成层。“所谓教育成层是指社会成员因具有不同的教育程度，而对社会地位、社会财富、权力、文化和职业进行再分配，使原有的阶级和阶层不断得到补充、再生，使新的阶级和阶层得以形成的过程。”[5]古代的科举和现代的高考都有这种功能。可是在当前受资源分配的不公以及就业市场的不平等政策限制，教育竞争的起点和过程不公平导致教育本身也在“固化”，不仅不能帮助阶层流动，而是帮助阶层固化。学校和学校之间、农村和城市之间、省域和省域之间都有着清晰的界限。“出身越底层，上的学校越差”，这一趋势正在被加剧和固化。根据杨东平的研究，中国重点大学农村学生比例自20世纪90年代起就开始不断滑落。面对这种阶层固化的情况，社会底层要想改变命运，除非出国留学或者放弃追求有“含金量”的学历，否则只能通过“苦学”在高考中取得优异的成绩。可以说，“衡水模式”的做法是社会阶层日益固化的一种反映和抗争，学生只能通过这种“人间炼狱”般的学习方式才能改变社会地位甚至是家庭的命运，打破代际遗传。从某种意义上而言，“衡水模式”是社会阶层日益固化的突破者。

　　在现有的社会价值观念和制度安排之下，“衡水模式”最大程度上符合社会利益相关者的利益选择。学生可以通过在衡水中学的刻苦学习获得高分，进入好大学，进而在就业市场找到好工作，改变个人和家庭命运；衡水中学通过这种办学模式可以最大限度地获得办学资源，为自身和教师尽可能改变办学条件，在竞争日益激烈的高中教育中占得先机；而当地政府则在“衡水模式”中收获了政绩，甚至也能起到拉动经济发展的作用。因此，“衡水模式”得到了现实的认同，尤其是对于学生和家长而言。然而，在理想中，中国的中学教育甚至是整个教育却不应该是这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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