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封建王朝君主之用道
中国历史,源远流长。西周“礼乐征伐自天子出”。从春秋战国混战,商鞅辅政变法、秦始皇统一天下,到1911年辛亥革命——在这长达三千年之久的封建统治中,先后涌现出夏、商、周、秦汉、新、晋、隋、唐、宋、元、明、清十三个大王朝。当年,秦始皇一手创立秦帝国,自号“皇帝”,欲使秦传之万世无穷。的确,每一个君王皆希望自己亲手缔造的大帝国永世昌盛,亦为此耗尽心血。古人说:“不以规矩,不成方圆”。构建一个庞大的封建体系,国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而操控国法的人——一国之君,乃船之船长,发号施令。其用道之策,亦为千年热题。
中国思想最蓬勃的时期,要数春秋战国百家争鸣。各国长期撕杀,使得众多有志之士自研学说,奔走他乡,欲助国君宏图大业。于是,一批思想学说如雨后春笋齐发,张现出活跃的生命力。以儒家、道家、法家、墨家为主,辅之名家、阴阳家、纵横家、农家……各立学着说,形成一派,到处教学游说。往后的中华大地,无一不汲取这些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学术精华。
而治国之道,主要是儒、法、道三家并驱。法家主张法治,严刑督国,反对礼治;道家以“清静无为”为主题,提倡“小国寡民,老死不相往来”的小康生活;儒家则以“仁爱”为本,主张礼治安邦。三家各有一番说理,常常此起彼伏于君权手中。
纵观中国历史长河,多数君王是儒表法里。在过渡中,三家应时而生,道所不同。其融合之度,常有惊人巧合。
以汉朝说例。西汉自经吴楚七国之乱,社会动荡不安。文帝、景帝奉循黄老学说,休养生息,轻徭薄役,使社会基础大大增加,国力雄厚。这三十多年的“文景之治”,很大程度上为后来汉武帝南征北伐、扩充疆域奠定了坚实基础。公元前140年(建元),刘彻登基,成为千古一帝汉武帝。执政初期,迫于霍太后掌权、好黄老学说,汉武帝未敢重用儒生。等到霍太后去世,汉武帝立改治国之道,采纳董仲舒的《天人三策》,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争讨匈奴、开辟西域。汉武帝孜孜不倦,开创了又一个盛世。然而穷兵黩武,造成国库消耗大,民负增重。到了宣帝时期,汉宣帝以法治国,以史为鉴,再度出现“昭宣中兴”。这也是西汉繁盛的尾声。
一个王朝,是历史的缩影。法、道、儒三家相生相克,相辅相成。法家,乃强国之道。昔管仲以法治国,使齐国成为大国,齐恒公一跃霸主之位。诸葛亮严刑厉法,使蜀汉生生不息。法家之治,可以使一个小国迅速爆发成超级大国,所向无敌,一统江山。但等到国家一定,多年的战争侵蚀社会底层,民不聊生。反之,黄老学说亦应运而生。道家,乃养国之道。西汉初年,萧规曹随,百姓安居乐业。道家之治,在于不扰民,任由社会自然恢复发展,韬光养晦。可当财富积累过多,也会引起一系列问题。于是,又该儒家上手了。儒家,乃固国之道。历代君王,终要以孔孟学说来教化百姓,规范礼乐制度。经过一代代传承发扬,儒学已形成一个庞大体系,是取之无尽的宝库。它与时俱进,永远都有自己独到的一套治国方法,贯穿着“天人合一”的基本思想,对巩固封建统治起了稳定作用。儒家之治,归于升华凝聚国民思想,营建和谐的环境,促进国家繁荣。
《易经》云:“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治国之法,如同治水,既不可拘泥于掌故,亦不可妄意轻信人言。百王之变法,日日为信,身为一国之君,应动善时,根据不同情况施以不同政策。调整国法,主心在天子一人之手。上行下效,正所谓君子贤其贤而亲其亲,小人乐其乐而利其利。回顾历史,中国也曾有书呆子君主,一味托古改制,没有因时做事。其中,最着名的要数新朝皇帝王莽了。他率领一帮儒生,按《周礼》将国法改得一塌糊涂,使社稷毁于一旦。
中国封建王朝君主之用道可谓变化无穷。然万变不离其宗,治国之道皆为巩固王权,稳定江山社稷。其用道之精髓,留给后人丰富宝贵的纸质、精神财富,引领我们不断探索思考,发寻更好的治国学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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