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中中国古代史知识点梳理：亦儒亦商的出版人熊大木(2)

　　跟据人口史研究学者的大略估算，明初中国人口约为6500万，而到了明朝中晚期，这一数字激增到15000万左右，人口增长一倍还多。

　　人口基数增大，相应的读书人的数量也在迅猛地扩充，但与此同时，科举考试所吸纳的人数却增长缓慢。

　　历史学者余英时在《商人精神》一书中指出，"明代科举名额——包括贡生、举人和进士——并未与人口相应而增加，士人获得功名的机会于是越来越小。"

　　当时的一些资料很是说明了问题的严重性。

　　"吴中四才子"之一的文徵明，在给吏部尚书陆完的信中写道：开国一百五十年来，"人才日多，生徒日盛"，但成为贡生或举人的比例却小得可怜。

　　他说，以苏州一郡八州县而言，生员有1500人之众，而三年之间，成为贡生或举人的却只有50人。

　　也就是说，一个生员在三年之中只有三十分之一的成功率。那时社会上颇为流行的一种说法："士而成功也十之一，贾而成功也十之九"，便说明了这种现象。

　　这虽不是精确的统计数据，"但他在社会心理上所产生的冲击力则甚大，足以激动不少士人放弃举业，献身商业"（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

　　在文教兴盛的江南尚且如此，可见科举如何沉滞。

　　而在古代中国，科举从来都不是一件无足轻重的事情，它是一个严重的政治、社会问题，关系到整个帝国的心脉脏腑。

　　它的沉滞在一个侧面也是传统制度活力衰竭、力不从心的一个信号。

　　余象斗在《南北两宋志传》的序言中曾称颂熊大木"博览群书、涉猎诸史"，"建邑之博洽士也"，而即便是这样一位"博洽士"在当日成功率极低的科举中，连个秀才也没考上。

　　于是他只好放弃功名，转而继承家族刻书出版的行业。而科场失意后继承祖业刻书，其实也是许多书坊主共同的经历。

　　万历年间，另一位著名的通俗小说作者余象斗就说："辛卯之秋，不佞斗始辍儒家业，家世书坊，锓笈为事"。

　　曾刊刻过《三国演义》的乔山堂主刘龙田也有过"初业儒，弗售"的经历。

　　商业的繁荣

　　像熊大木、余象斗这样"弃儒从商"的，在有明一代也算普遍的风气。

　　当科举仕途的道路越来越拥挤，多数读书人又屡试不中而走投无路的时候，另一个不断开拓中的世界却向他们敞开了怀抱。

　　因为一个繁华的、世俗的、生机萌动的、在孕育中的商业社会正吸纳着越来越多的地域与人口的参与。

　　手工业与商品贸易的繁荣是明朝中后期社会生活画卷上最为浓重的背景颜色。当时，商业的兴盛几乎是帝国范围内每个区域都在发生的事情。

　　明代天下号称有"四聚"，北为北京，南为佛山，东为苏州，西为汉口，这四地便是当时最为主要的物品集散地。

　　在汉口，水占长江之利，陆扼湖广咽喉，交通发达，商业繁华；在苏州，城中富商大贾荟萃，百工技艺遍及，商铺林立，其中纱罗绫缎、金银珠玉及各类海陆珍宝琳琅满目，应有尽有。

　　其实在富庶的江南，苏州之外，芜湖、扬州、南京、杭州亦无一不是繁华锦绣之地，城中"接屋成廊，联袂成帷，市积金银，人拥锦绣，蛮樯海舶，栉立街衢，酒帘歌楼，咫尺相望"。

　　水路贸易的发达，也使得在长江、大运河、沿海地方形成一些天下闻名的码头，如荆州、樟树、芜湖、湖州、瓜州、临清、正阳等处，动辄烟火十万人家，南北客商往来，百货汇聚，"最为商货辏集之处"。

　　这些码头，楼台之密、市肆之盛、货财之富，"虽不及苏杭"，亦甲于一方，名于天下。

　　在那里，苏杭的银票、淮阴的粮食、维扬的盐，临清济宁的百货、徐州的车骡、京师的古董、无锡的米、建阳的书、浮梁的瓷器、温州的漆器，乃至南洋香山岛的番舶、扬州一地的妖姬妙妓，也都往来聚散，"市列珠玑，户盈罗绮"，自是繁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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