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为孩子描绘的人生道路通往我们以为的声望、荣誉、头衔和金钱，我们以为这样做很安全。许多家长渴望孩子拥有那些东西，但也是为了证明自己是好家长，所以，我们成了为另一个人的人生制订计划的建筑师。如果计划“可行”，那就说明我们的直觉和理想与孩子的内在动力相一致。有时候，我们和社会认为我们的计划似乎可行，因为孩子成了医生、律师、工程师、钢琴家或者职业网球运动员，但是，孩子可能会在某个时候打开眼界，当他们发现周围还有很多别的选项，决定为自己的人生做主时，他们已经经历过巨大的内心创痛了。
我们已经了解到，威廉·戴蒙认为父母在帮助孩子发现目标方面可以发挥重要的作用，不过他也警告说“：家长不能简单地给孩子设定一个目标，事实上，强行要求或控制可能会产生不良影响。”
2014 年夏天，我听说了一件后果非常糟糕的事。一位我不认识的成年人在 Facebook 上联系我，他为我写作本书感到高兴，表示希望他母亲在他小的时候读过这样一本书。几分钟后，我们进行了电话交谈，他讲述了自己的故事。
在很多人眼中，泰勒（化名）是专业成功的典型代表。他还不到 30 岁就成了洛杉矶一家著名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还是哈佛大学和斯坦福大学法学院的毕业生。但要说到过度养育如何可能延误孩子发现自身目标的能力，泰勒的故事很有教育意义。他以有力、雄辩、温暖的声音叙述了他的成长经历。
“我从小学习非常刻苦，我的父母真的很重视这一点。这本身并没有什么问题，他们没有为我做家庭作业，但他们对每节课的情况都了如指掌，每一项作业他们都要管。我十二三岁时，他们让我坐下，宣布研究生院不是我想不想上的问题，而是必须上，而且必须上法学院。他俩都是律师，如果他们要我那么做，我就做啊，我总是按他们的要求行动。他们传达的信息很简单，‘就这条路，坚持下去’，这条路之外的任何道路都不会得到他们的认可。”
泰勒谈到他在哈佛大学主修政治学时说：“我妈每天都要打几通电话给我，他们俩老来看我。”这不仅影响了他的学术选择，也影响了他与他人建立关系的能力。大学毕业后，他在纽约一家铸造公司工作了几年，然后父母说：“该
上法学院了。”
泰勒选择斯坦福大学，一定程度上是为了躲避父母，但他们还是跑来了。“他们为我挑了一套公寓，他们亲自和房东谈判并付了房租。我什么都不用做，甚至连室内装饰都是他们搞的。我有些朋友抱怨要自己承担费用，我告诉他们：‘这是有意义的。你们已经独立了，我还在努力取悦我父母呢。’ ”
在法学院，泰勒注意到他的同龄人“好像是自愿去的。而我之所以去，是因为这是我妈为我铺设的道路的下一步。我知道他们那样帮我有很严重的问题，但我怎么能说不呢？我父母都是在小小年纪就失去了一位至亲，我知道，能够这么广泛深入地参与我的生活，为我做这些事情，他们感到非常快乐。”
研究生第一个学期，他妈妈仍然每天给他打电话，而且往往一天要打几次。“我一直是个安静害羞的孩子，但有一天我终于不想再和她说话了。我无法控制我的情绪，我被这种情绪给淹没了。我怒吼着对她说：“我满脑子都是你的声音！我必须得听听我自己的声音。’ 从此，我开始了重建完整自我的过程。
那个电话极大地改变了泰勒和他母亲的关系。“我差不多有半年的时间没跟她说一句话，对她来说，那真的非常艰难。我告诉她：‘我不会永远离开，但这么做是正确和必要的。’ 然后我开始接受强化心理治疗。”
两年中，泰勒大部分时间都在接受心理治疗。我问他从什么时候开始觉得有问题的。“小时候，但凡我自作主张做了一件事，如创作歌曲、录制音乐，都会受到责备。对我妈来说，学钢琴很好，因为那可以写在简历上。15 岁的时候，我带回家一张我创作和录制的唱片，我妈的反应是：‘他们认为你是下一个埃尔维斯吗？不是？好吧，我也是那么想的。’有时候，我奶奶会说：‘哦泰勒，你的声音真好听。’而我妈的反应是：“我们还是适可而止吧。’ 我不明白她怎么会担心我有辍学或者不上大学的危险。事实上，她甚至不承认我从音乐爱好中得到的那种纯粹的快乐，她抑制我的喜悦，竭力压制我的爱好，连我奶奶都觉得需要出头帮我说话了。她那么做是有问题的。”
回忆起他所说的严重抑郁时，泰勒变得严肃起来。“我不是一个受到虐待的孩子，为此我心里每天都很感激。但在某种意义上，那些人至少知道他们应该生气，而我不知道我有权利怨恨、愤怒，这是一种逆向的忽视。在治疗过程中，我处理了那些情绪，它们一直都在，而我不觉得有理由承认。这件事花了我两年半的时间。”
受过教育的慈爱父母给孩子们提供了大量机会和忠告，对此，包括泰勒在内，任何人都很难进行批判。“你觉得你应该感激父母给你的安全感，有人实实在在为你铺平了道路。你认为这是件好事，你认为你很幸运。但你看到了那些真正独立的人，你看到他们对自己做的事情充满热情，然后你意识到你根本就不了解自己。你努力成为你妈妈觉得最好的那个人，此外别无自己的目标。你觉得父母从来没有把你当成一个个体看待，从来没有。你是他们的副产品，只会走他们希望你走的道路，这不是你的安全和保障，而是为了实现他们的自我。这只会让你心生怨恨，恨那些认为自己努力想把事情做好的人。”
在法学院的最后两年，泰勒已经完全改变了他和母亲之间的互动方式，而且还一跃成为社交达人。“我非常喜欢自己那个状态，那跟学习法律本身无关。26 岁的时候，我开始感受到大学一年级孩子就应该有的那份自由，我终于可以为自己做一些有创意的事了。”
在那两年里，泰勒在家人中有自己的盟友。“我爸从不压制我，他只是被动地按我妈的话去做。过去，如果他和我交谈，谈得也都很肤浅。但在我中止和我妈的沟通后，我爸就成了中间人。他会跟我妈说：‘泰勒说的在理。’而我妈则告诉她的朋友：‘泰勒在生我的气。’ 她的朋友会说：“那就别管他了，他已经是 25 岁的大男人了。’ 她的朋友明白这一点，而她不明白，她眼中只有她可以控制的那个儿子。她没把我看成一个大人，直到那个控制圈被彻底斩断。
“现在，她和我每周交谈一两次。一切都今非昔比了，好多了。她会说：‘对不起，我知道我在你姐姐身上做得要好些。’ 她很难有更深的认识，我以为她会说她需要更多地关注自己，少关注孩子一点。我想，如果她把20%的注意力从我身上转移到自己身上，那对我们都会很好。等你有了小孩的时候，可能会觉得：‘哦，这是我的重心，我可以让这个东西完美，终于有我可以控制的东西了。’”
泰勒认为艾克哈特·托尔（Eckhart Tolle）的话对他很有启发，让他觉得可以改变自己的生活。“托尔在接受采访时说，有些孩子并不真是他们自己，因为他们只是父母的延伸。他的话马上引起了我的共鸣。”
威廉·德雷谢维奇有相同见解。他在《优秀的绵羊》中说：“有些东西比父母的认可要重要得多：要养成没有父母认可也能行的习惯。所谓成为成人，就是这个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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